經濟和金融（第4/7頁）

然而不是所有的錯誤都在“客觀環境”上。很多問題確切地說來自新經濟和金融措施本身，而且並不局限於上海甚至華東地區。共產黨大方承認他們在城市管理的很多方面正在學習和實驗。但是他們的實驗造成時進時停的印象，沒能加強公眾對共產黨接班能力的信心。比如，華北實行了所得稅，但很快又取消了。人民幣兌換金圓券使用了兩種不同的匯率——一種對大眾，另一種則對工人、學生和窮人，但沒過多少時間就不得不取消。在共產黨來到北平後不久，采用了用小米支付工資的做法，但是這也被很快證明不實際，不久即廢止。工人必須到商人那裏去把工資換得現金，於是這些商人開始操縱小米的價格——這本來是應該預料到的。

國家貿易公司在試圖使用私人代理商時遇到了迫在眉睫的困難，但是作為替代的消費者合作社有嚴重的問題存在。一些征稅新規定由於不合理而取消了，雖然這樣做只是出於對商人抱怨的特別回應。同樣地，要求進口商出口同樣價值的貨物，這實際上意味著用物物交換來進行外貿。這被認為不可行，不得不被放棄。

像這樣的經歷，加上持續的通貨膨脹、勞動力不安定以及對國民黨經濟處置失當的記憶，顯然已經足夠破壞公眾對新貨幣以及新政權能力的信心了。對於新建立在商品單位保值基礎上的儲蓄系統，人們並沒有趨之若鶩。[53]政府的勝利債券經過反復“勸說”才被認購。上海市長陳毅，後來在1949年夏天表達了大眾的感受，他承認：“一部分公眾中流行著悲觀情緒，他們認為物價不可能穩定，而且由於海上封鎖和海上通道被切斷，他們認為貿易和工業沒有未來。”[54]

六大任務運動

對這暗淡無光的前景，共產黨的反應是可以想見的。他們發動了一個運動。在華東，它開始於官方在8月初召開的第一次上海人民代表會議，會上“集中討論”了上海面臨的問題。劉少奇在4月18日和5月7日之間訪問天津標志著天津進入了同樣的階段。[55]千家駒到達上海後談到了劉少奇天津之行的重要意義。千在接受一個上海記者的采訪中聲稱，劉少奇在天津逗留期間，清楚說明了黨的“勞資互利”政策。從此以後，私有業主的態度發生了“徹底的改變”，他們拋開了無動於衷和悲觀情緒，換上了更積極的銳意進取的精神面貌。[56]

在上海，隨著“六大任務”計劃的公布，運動已初具規模。該計劃由中共上海市委呈遞給第一屆各界代表會議，650名代表一致通過。六個任務是：

1．積極支持解放福建和台灣的人民解放軍。

2．疏散人口。目標是把戰爭期間擁進上海的難民遣返原籍，以緩解失業問題。該計劃還要求將一些工廠轉入內陸地區，離燃料和原材料的來源地近一些。海上封鎖切斷了這些物資的供給。

3．重新調整上海工業的生產目標，使之適應經濟最迫切的需要和缺少外國原材料的現狀；保護勞資雙方的利益；通過組織得當的工會團結勞動力。

4．動員大量的黨員、幹部、工人和學生在上海郊區進行台風後的救災活動，搶修海堤，並進行土改——特別在人民解放軍南行時快速跳過的蘇南的農村。

5．發展上海與內陸地區的溝通，鼓勵城鄉間日用物資和商品的流動。

6．提倡節儉，減少財政支出。所有黨、政、軍、民各單位精簡機構，裁減人員，抵制浪費。[57]

勞工和生產　雖然在大綱正文中沒有出現，六大任務運動要解決的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勞工動亂。[58]上海軍管會相應地在8月19日頒布了兩套規定，試圖根除阻礙工商業發展的勞工問題。一套規定關於停產以及工人的雇傭和辭退問題。管理人員可以向市政府請願，獲得允許停止生產（原來這是被禁止的），根據生產要求雇傭和辭退職員，也可以開除能力差和不滿意的工人和職員。而管理者應承擔的責任有：要盡可能快地恢復生產；不能因為工人加入工會或政治活動開除工人；向解雇職員支付不少於一個月工資，但不多於三個月工資的遣散費。

第二套規定處理的是在私企中解決勞資糾紛的程序。假如涉事雙方無法達成協議，任一方可以要求市勞動局調停。當這樣的調停正在進行中時，管理人員不得關閉企業或減少給職員的薪水或待遇。同樣地，工人不得罷工、消極怠工以及做出一切違反勞動紀律的行為。如果調停失敗了，勞動局可以成立仲裁委員會，將勞資雙方的代表包括在內。最後，如果仲裁也失敗了，勞資糾紛可以呈遞人民法院，其決定應被履行。[59]

資方被告知不要擔心勞資糾紛，現在是他們回去為個人利益和國家福祉工作的時候。工人被勸告目前接受資方“合理的剝削”，因為經濟條件不允許任何工資和收益上的大幅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