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和金融（第5/7頁）

新規定以及規模不斷擴大的工會機構，的確最後使上海勞工陣線得到平息。隨著黨在工人之中開展了組織和教育工作，讓勞資雙方自願達成協議也變得更容易了，就像在大通紡織印染廠那樣。該廠工資多於最低基本工資的職員同意接受減薪，幫助公司渡過難關。[60]到了9月中旬，很多職員和工人據說“自動”要求減薪，以幫助他們的工廠繼續生產。[61]三個月之後，市領導已能宣布自8月以來，勞資糾紛的數目“持續減少”。感到地位更穩固的工人開始帶頭與管理者合作，發展生產。[62]

9月份淞滬警備司令部向它麾下的所有部隊發出一份指示，由此產生了介紹黨的政策的最新穎的方法之一。指示要求這些部隊發動一場運動，促進軍隊和工人的相互教育。根據一則報道稱，7月，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駐軍曾經被指派到一些工廠執勤。駐紮在工廠的軍隊和工人之間產生了相當的摩擦。軍隊無法理解工人怎麽會被稱為受剝削者，他們顯然比社會上很多人都穿得好，生活費高。工人一邊，他們發現農民士兵土裏土氣的，也很難跟他們對話，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說的是上海人不熟知的方言。

與9月指示一致的，召開了軍隊—工人的聯歡會和討論會，在這些場合，士兵講戰爭故事而工人述說國民黨的壓迫。軍隊幹部視察工廠，以獲得對現代生產方法更清楚的了解和增加對工人的尊敬。士兵幫助工人辦班，很多上海工廠都有這樣的課堂。士兵還幫助組織巡邏隊，教工人隊員如何開槍，執行警衛任務。最後，警備司令部的政治部組織了11支工作隊，給他們分配的任務是協助已有的工會組織和教育工人。據報道，到了年末，這些隊伍已幫助發展了11900名新的工會成員，招募了4462人入巡邏隊，吸收了831名年輕工人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63]

就這樣，上海當局為解決他們的主要困難提供了基礎。然後，他們將注意力轉向了生產本身。就像已經說過的，目標是減少當地企業對外國原材料的依賴，提供大多數人口買得起的必需商品。一些高質量的商品將被保留下來用於出口，來換取急需的原材料和機器。上海電力公司全部改用煤，因為燃油的來路被海上封鎖切斷了。到了1949年秋，通過開采內陸的礦藏和重新恢復交通，新的當局已經能夠提供足夠的煤來滿足上海的需要了。

對於占據上海工業產出一半以上的紡織產業來說，最大的困難是棉花的獲取。如果要馬上恢復生產，共產黨別無選擇，只有暫時依賴外國進口。在1949年，大量的進口棉花從美國運來，並在天津和香港轉運。[64]同時，政府盡可能購入國產棉花，通過恢復的鐵路運輸運往上海。[65]

難民、乞丐和小偷　在接收時期所宣布的目標：將工廠轉移到內陸地區，似乎並沒有得到嚴肅地執行。分散難民人口也並不成功。8月5日，中共華東局發表了《關於把上海的難民遣返原籍參加生產的指示》。雖然這一指示是專為上海發表的，但也號召蘇南及浙江的所有城市和人口稠密區遵照指示精神，擬定相似的計劃來疏散多出來的人口。

至於上海，它要承擔起動員難民回鄉並安排運輸的任務。同時，山東、蘇北和皖北的當地領導要負責接收回鄉者，為他們安排住處和工作。這些區域的各縣政府和農會將派代表來上海，協助動員運動。動員運動將包括宣傳和教育工作，減輕地主和富農的緊張情緒。這些人之前因為害怕土改逃離了農村。黨現在的態度是“不計前嫌”，歡迎所有人回來。對於一切拒絕離開城市的人，將削減或徹底取消救濟津貼。[66]

上海軍管會立即建立了一個中轉中心，用來解決離去難民和途經上海回鄉的民眾的食物和交通問題。[67]根據當時的報道，有10萬名地主和富農難民留在城裏，還有17萬“無業遊民”。這兩類人是被安排最先離開的。另外，計劃還準備令約65萬“貧民”返回原籍。[68]

然而，由上海難民救濟協會的6個工作站所做的調查顯示，9月中期，還有454147名難民在上海。該調查還發現，從9月初起，難民以平均每天100人的增長率進入城市，有的還是二次進城。造成新的進城潮的原因是蘇北、皖北和魯中的一些地方發洪水和因此造成的歉收。這也許是上海領導人為了回鄉運動尋求當地幫助卻很難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69]

副市長潘漢年後來宣布，在9月到11月間，只有7000名難民離開了城市，而同一時期卻有15萬名新難民湧進城裏。[70]到了12月中旬，難民回鄉運動已是一個公認的失敗之舉。市政府關注的只是讓難民生存下去，有時候甚至連這都難以實現。《大公報》發表社論，很痛心地發現依然有難民死在街頭，這在解放前上海冬天的早晨曾經是常常發生的。回憶起老解放區的口號“不讓一個人凍死或餓死”，報紙宣稱上海的市民應該自己對救濟計劃的成功負責，不能萬事都靠政府。政府當時正在城市各處建立一些救濟中心，[71]還成立了華東生產和救濟委員會，試圖處理更加基礎的問題。這個委員會的作用是動員一切物力，支持發展農村自己的灌溉、生產和救濟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