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和金融（第3/7頁）

在北平，勞工爭端的問題如此突出，城市的10個區級政府召集來自很多不同企業的勞工和管理人員代表（包括面粉廠、鐵廠、火柴廠、理發店以及三輪車與黃包車公司）開了一系列會議。政府代表宣布工資糾紛必須根據“勞資兼顧”的原則來解決。領導們還重申了黨的保護工商業的政策，提醒在座各位該政策不包括清算鬥爭。[49]

根據上海市新市長陳毅將軍之後的一則報告，僅上海一地在7月份就出現了2000多起勞資糾紛。[50]工人把之前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四年中勞工騷動時的策略都使了出來。他們參加罷工、消極怠工、靜坐示威，還有各種對雇主的騷擾。《大美晚報》的倫德爾·古德被他的幾個雇員鎖在辦公室裏，直到他答應滿足他們的工資要求才被放出來。從此他對共產黨的管理不再抱有熱情。不管雇主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上海的工人都要求提升工資、貸款、端午節獎金和增加遣散費。上海的新政權很少對其進行幹涉，雖然北平和天津已經采用了新的兼顧勞資雙方利益的政策。

像在第四章中提到的，大城市（特別是在上海）勞工騷動，是貫穿內戰時期大多數時候經濟生活的一個普遍特征。我們雖然不是完全清楚這是否是共產黨的一個動機，但他們也許有意識地不在解放每個主要城市之後立即對勞工的要求嚴加約束，以免疏遠連國民黨都要試圖撫慰的勞工。共產黨自己在關於國統區勞工運動的主要政策聲明中以及通過他們在國統區的地下組織，都曾鼓勵工人提出要求。這些要求與工人現在提出的要求沒什麽區別。在沒有充分的準備和解釋的情況下，馬上宣布工人必須停止爭取利益很不合時宜，因為大家都認為解放理所應當帶來這些利益。革命的口號很明確地鼓勵勞動者有這樣的反應。

這一情況當然同樣與共產黨管制勞動者要求的能力有關。張家口的經驗和在東北反“左”傾運動都說明了，要想成功完成這個任務必須滿足至少三個條件：（1）有能力提供基本的經濟安全，保證供應低價的必需商品；（2）由願意並能夠解釋和實行黨的政策的積極分子擔當幹部；（3）共產黨領導的工會組織在勞工主力中的壯大。由於大部分城市在接收前後的經濟混亂，當時嚴重缺少幹部，挑選新幹部時缺少甄別，對所有新來者的訓練不充分，因此想要在1949年人民解放軍進城後立即讓所有地區都充分滿足前面提到的條件是不可能的。

這突出顯示了在農村和在城市的反“左”傾運動的基本差別。在農村，黨中央有意將土改運動推向過激以摧毀上層集團統治者和平均地權，直到達成了目標才會實行反“左”傾運動，這就代表真正的群眾運動成功完成了。另一方面，在城市，黨顯然沒有太多選擇，只能容忍解放後短時期內工人的過激行為。由於在中國主要城市勞工運動相對發達，而共產黨來到大城市後還未準備好，無法馬上實行它的保護資本家生產不被城市無產階級的要求所破壞的政策。

信任危機和其他問題

由於一些原因，上海在接收時期的經濟混亂比別的地方要嚴重。早在1949年2月，《大公報》報道：大部分機器制造廠關門；由於缺少小麥，只有10%的城市面粉廠在運營；因為工資、電費和其他制造成本的上升，棉廠、紙廠和各種日常必需品的制造商在虧本銷售它們的商品。[51]

到了5月，共產黨軍隊抵達的時候，上海的工商業實際上處於停滯狀態。與他們在天津的同事不同，上海的新領導班子不能在解放後的一個月內宣稱90%的城市企業恢復運行。6月21日，《大公報》報道，上海有半數以上的工廠和商店依舊關門停業。剩下的雖處於營業狀態，但大多數開工率有限。機器制造處於崩潰的邊緣，紡織業的制造費用比出售價格還高。顧客很少。猛漲的食品價格又造成廣泛的勞工騷動。

像千家駒說的那樣，上海實業家遇到的困難在很多方面與解放後天津的實業家經歷的困難相似。在兩個案例中，基本問題是原材料的短缺，攀升的勞工費用和市場營銷的困難。天津的狀況沒有那麽嚴重，因為周邊的農村已經先於城市得到了解放，土改已經實施，新貨幣已經替換了舊貨幣。所以在占領天津後，與鄰近農村地區的溝通渠道很快重新建立起來，而這在上海是不可能的。[52]

上海經濟困境在那個夏天如此嚴重的另一個原因是開始於6月份的破壞性空襲。國民黨軍隊造成了一些破壞並取得了一些成效。上個月在他們匆忙撤退的時候來不及進行這種破壞。同樣在6月，國民黨軍隊開始對城市進行有效的海上封鎖。7月，上海遭遇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台風。在此期間的雨水泛濫造成了相當大的經濟損失。另外，長江、黃河和華南的很多河流發大水，淹沒了廣大的內陸地區，更進一步助長了上海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