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者和其他人：最廣泛的聯盟（第5/8頁）

談到紀律和秩序，共產黨軍政人員的行為都堪稱表率——或者至少在他們從相對不為人知的東北走到公眾視野中的時候是這樣表現的。開始，共產黨軍隊似乎犯下了與國民黨相同的錯誤。然而與國民黨不同，共產黨領導人在這些錯誤造成太大損失之前就采取行動加以改正。甚至那些對共產黨的事業沒有特殊好感的人也對士兵和幹部在1949年進入中國最大城市時的行為贊賞有加。這樣的紀律，佐以護廠運動，似乎還保證了中國城市的經濟基礎設施不受接收時期各種各樣的破壞。

從國民黨遺留下來的經濟問題是不那麽容易解決了。在剛解放不久，共產黨的確著手或想要去解決經濟、金融和貨幣政策領域中國民黨在接收日偽區時所忽視的問題，當初正是因為這樣的忽視，國民黨受到了各方的詬病。雖然共產黨統治的第一年，通貨膨脹率從來沒有達到國民黨統治時的極高點，但穩定市場的努力直到幾個月後才顯露出明顯的效果。共產黨的接收，就像國民黨在四年前一樣，以經濟混亂和貨幣不穩定為特點，這些足以破壞公眾對新政權的信心。

在國民黨的例子中，它的麻煩很大程度是由於它自己愚蠢的政策和行為以及內戰時期持續的經濟處理不當造成的。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的困難很大程度是由於留給它的問題過於龐大，只有少部分是因為它自己的行為和缺少經驗造成的。但是這些已經足夠在工商業圈子裏引發擔憂和不確定了。同樣引起這種情緒的還有共產黨接收後的一個月內似乎在所有地方都爆發的勞動者騷亂。

然而，政府對必需商品的控制越來越有效，因而可以實現強迫性的節衣縮食，幫助城市度過1949—1950年之交蕭條的冬天。就這樣，新政權能夠將通貨膨脹對人民生活的有害影響最小化。到了春天，已有跡象表明：通貨膨脹將會終止。在共產黨獲得統治權的第一年，貨幣緩慢而明確地趨於穩定，生產也恢復了，這些都顯著地表明了共產黨對處理中國的經濟問題有一套秘訣，並且能夠執行這套秘訣。

政治上，接收時期最成功的工作就是把城市中各種擁護力量組織成一個最廣泛的聯盟。這一工作還延伸至以下人群，他們是：國民黨軍隊官兵，國民黨文職機構成員和知識階層。用這種方法，共產黨在政權交替時期從一個與他們格格不入的人群中——他們向著國民黨直到它垮台——獲得了正面支持。共產黨沒有譴責他們是機會分子，而是歡迎他們的合作，一起維持國家的日常行政工作，恢復經濟以及擴充乘勝進軍的人民解放軍隊伍。

在學生團體中——他們至少在言語上反對過國民黨——共產黨能夠利用好這一能量和激情之源進行改革。共產黨暫時忽略了他們不信奉共產主義的“弱點”，給予他們相對體面和重要的位置，比如成為負責執行黨的政策的幹部。共產黨就這樣獲得了幾千名緊缺的活躍分子，補充了它的常備幹部隊伍。同時，新招的職員接受了在職訓練，因而了解了新秩序的目標和歷史，該訓練對他們來說就像任何政治再教育課程一樣有效。

1945年，國民黨官方認定知識階層的一大部分人與日本人的關系不明不白，因而疏遠了這些人。還有，國民黨領袖一心撲在打擊共產黨上，其他一概不理會。他們在與知識階層打交道時，采取了非此即彼的絕對態度，結果丟掉了殘存的一點支持。相比之下，共產黨通過避免立即要求知識分子完全信奉自己那一套來善加利用屬於自己的那份好感。結果，在他們的努力下，知識分子積極參與進來，而若放在從前，他們中的大多數是不會選擇為這份事業效力的。

[1]《保護國家的財產》，載於《東北日報》，收入華北新華書店編：《關於城市政策的幾個文獻》，第27—29頁。

[2]《關於保護新收復城市的指示》，由中共東北局於1948年6月1日發布，出處同上，第2頁。

[3]見第八章提到的吉林的情況，參見此處。

[4]營口可能是這些例外中的一個。一位觀察家對共產黨在2月末的接管不吝贊揚。他特別提到軍隊的紀律：他們總是拒絕幾乎最小的禮物。明朗（音）：《記共軍統治下的營口》，《時代批評》，1948年8月15日。營口隨後被政府軍收復，但是在年底之前又被共產黨占領。

[5]參見此處。

[6]《關於城市政策的幾個文獻》，第6—9頁。

[7]同上，第45—46頁。

[8]劉少奇編：《新民主主義城市政策》，第39—41頁。

[9]美國駐北平領事館譯新華電台電訊，1949年4月26日。

[10]《中國建設》，1948年12月5日，引用於德克·博迪：《北京日記》，第87頁。據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說，順利接收濟南的一個原因是充分的準備。在發起總攻擊的三個月前，該市未來的管理者就聚集在附近的一個城鎮研究黨的城市政策和組建市政府。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各部門，制定了章程，任命了人員，討論了工作，那些未在該城市居住過的人學習了城市的布局。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國人征服中國》，第248—2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