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增訂書目的說明（第2/7頁）

結果是，研究者要麽根據能在南京第二歷史档案館找到的、相對不那麽敏感的材料擬定選題——這裏依舊不輕易給出文档的閱覽權；要麽在省和地方的档案館展開工作，繼續測試官方的容忍底線。除了國家級別的档案館是特例，1949年以前和以後關於政府和“革命史”的資料（與共產黨有關的），都是放在同一間档案室裏的。共產黨領導的軍警或公安档案（1949年前和1949年後）的存放就相對零散，各級別档案館顯然都不允許開放這類資料。

然而在等待档案館批準的同時，學者可以忙著閱讀堆積如山的紀實文集、官員自傳、戰鬥歷史和其他出版物，它們是政治和軍事的第一手資料進入公眾領域的主要渠道，能使研究者獲得敏感和更普通一些的資料，以彌補無法深入館藏的不足。從積極的方面看，這些出版物構成了一個豐富的、新的資料庫，對它的挖掘和闡釋需要數年的時間。消極的方面與官方指派的編輯們的側重和解釋有關。他們的加工不可避免地讓這些資料“不成為第一手資料”。比如，因為上面的禁令，一些人物的嚴肅傳記（而非攻擊性的）至今是空白：這些人物在1949年前的歷史中地位重要，後來失寵，至今是罪人。最明顯的，林彪就是這樣的人物；其他的還有陳伯達和康生。他們的傳記沒有在官方修訂的傳記名錄中占據一席之地，表示匯編者對史料是有取舍的，這依舊是研究者需要克服的一大障礙。

作為一本珍貴的、新面世的研究指南，《中國档案文獻辭典》很好地體現了這些文獻學慣例和分工。這本536頁的辭典事實上是一個附有注釋的、經過了取舍的書目，書目中記載的圖書都是第一手資料，主要是關於清朝和1949年前民國的史料。民國時期的資料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列出了有關國民黨政府的原始材料和相關材料；另一部分列出了“中國共產黨革命档案資料”。這一劃分代表了档案和文獻管理的標準做法。照這樣的分類方法，國家級別的國共档案分別存入南京第二歷史档案館和北京的中央國家/軍事館藏。關於20世紀40年代晚期國民黨政權的資料，從辭典給出的條目看，主要集中於經濟、總體公共管理、省政府公報、國大決議和政協會議資料。條目列出的大多是資料的原始狀態。對很多條目都加了注釋，這些注釋特別有用，因為表明了相應的資料目前存放在哪個档案室裏。相形之下，幾乎所有的1945—1949年時期的革命歷史資料最近都出版了，之前出版過的資料也於最近重印。對這類資料，同樣注明了档案館，但是僅僅作為贊助單位而不是存放地出現。

下面列舉的對中文資料的“有選擇性更新”只包含了這些新出版物中很小的、希望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它們有的是著述，有的是同樣重要的、出現在很多新（1978年以後）档案館刊物和定期出版物中的資料。當代（1978年後）的日報、時事雜志和學報有時會刊登有關內戰時期的文章，它們中的一些很值得關注。然而，最有用的是專業期刊。下面新的期刊目錄選取了國家級和省級的主要或核心刊物中的一些。大多數列出的期刊以及他們的主辦單位，可以在《中國档案資料詞典》的注釋或參考書目列出的三種期刊指南中找到。《中共黨史文摘年刊》更進一步提供了對這些新的專業期刊內容的介紹，非常有用。《年刊》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從1982年到1990年每年都有新刊問世，每本刊物厚度如書。引用的文章根據年代排序，1945—1949年內戰在每本年刊中都占有一定篇幅。

然而，期刊在內容上和持續時間上各不相同，它們會創刊、停辦，或合並改名。有些過了幾年就消失了，還有的從20世紀80年代早期就連續發行，中間沒有太大的停頓。同樣也是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中共黨史資料》就屬於後一種情況。該出版物從1982年起平均每年發行四刊，甚至在解除了發行上的限制（原來僅限“內部”流通），獲準公開出售時也是如此。從內部到公開的轉變體現了大的趨勢，所以下面列出的新資料未按不同的流通狀態進行劃分。

在更新的書目中，另一大新增的類別是文史匯編物，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它在全國的當地委員會主持編寫。內戰參與者、觀察者和叛逃者的回憶錄和傳記構成了這些資料的很大一部分。這些資料的索引在1992年出版，共有5冊，名稱為《全國各級政協文史資料篇目索引》。依靠這些資料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但是那些已經開始使用它們的人提醒了我們：它們是有價值的（傅佛果，1988a；班國瑞，1992；高家龍，1996）。回憶錄文學還迫切地提醒我們，在學術研究的世界裏，“真人”采訪可能具有更大的價值。因為現在大多數學者采用的是官方編輯的紀實性資料，其中免不了包含一些在傳主去世後經過了潤色的傳記和回憶錄。在事件發生後很久進行的采訪同樣可能是有問題的，但它有它的優點，即不同的受訪者能提供不同的視角，權衡利弊後，這樣的努力還是值得的。然而時間在匆匆流逝，對1949年前這段時期的研究的緊迫性在於，必須趁親臨事件的人還活著，抓緊進行采訪和錄下口述歷史（Sey-bolt，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