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增訂書目的說明（第3/7頁）

依然，附在下面的有選擇的更新沒有列出目前能得到的全部資料（截至1999年），包括全部的舊報紙、雜志和政府公報以及新匯編的地方志和工作單位的歷史，比如大學、學校和主要企業的歷史。約瑟夫·伊克是主要依靠新資料對內戰時期進行研究的第一人，研究成果寫入了《中國的城市革命》一書中。他的書目展示了一個很好的橫截面，對北京和天津有特別的提及。

關於這段共同的歷史，中國內戰雙方各自掌管著一部分資料。獲準查閱中國的档案，對於研究者，甚至對非中國籍的研究者，已經不是全新的體驗了。當國民黨1949年撤退到台灣的時候，他們帶走了很大一部分中國1949年前的档案記錄，包括中央政府、國民黨軍隊和國民黨的档案記錄。長期以來，外國學者對這些資料享有受限制的查閱權。在後毛澤東時代前，它們，連同斯坦福大學的胡佛圖書館，成為研究1949年前共產黨和國民黨歷史的基本資料庫。

一位台灣學者謹慎地概括了這些資料的利用情況，他寫道：“第一階段從1949年到1973年，長達24年之久，這段時間內‘中華民國’政府不鼓勵對民國時期的歷史研究”（張玉法，1992年，第177頁）。與之形成對比的，在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結束後至今），研究和出版物急劇增長，雖然數量上遜於中國大陸，但兩地的大致情況是一樣的。最近，易勞逸和其他人按時間順序很好地記錄了台灣在這方面的成果。下面更新的書目收錄了台灣新出版資料的一小部分。

至於档案館館藏，葉娃和周錫瑞專門用一章的篇幅列出了台灣的主要档案館。這些档案館包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外國事務和經濟档案館。葉娃和周錫瑞把這兩個档案館出版的資料精選了一部分，放到他們的參考書目中。“國史館”是1949年前政府档案的主要存放地。但是對內戰政治研究最重要的蔣介石的“總統档案”和國民黨档案，現在存放在一起，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或簡稱黨史會）管理。委員會的前身是國民黨歷史档案編輯委員會（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初）（馬斯特與李雲漢，1971；秦孝儀，1983；張玉法，1992）。同樣重要的是“司法部”調查局档案館和“國防部”情報局圖書館。

葉娃和周錫瑞提到的獲取資料的常規程序或許不適用於非中國籍研究者。但是隨著政治上全面放寬限制，敏感人物和事件的數目繼續減少。這一趨勢與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其自身敏感性的下降是一致的。不幸的是，1945—1949年內戰依舊是國民黨當權者最難直面的話題之一。台灣最近出版的卷帙浩繁的档案和歷史著作中，這段時期是最少被觸及的。比如，國民黨歷史委員會的新叢書《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完整信息詳見補充書目）迄今已出了26卷，其中只有最後4卷是關於1945年以後的。這4卷同樣不涉及內戰本身，只是關於日本投降後初期的準備工作或發生的事件，包括：對淪陷區的接收、蘇聯占領中國東北、與共產黨未果的和平談判和美國的調停努力。這一新叢書取代了老的但是還在出的《革命文獻》（見更新的書目）。《革命文獻》開始於1953年，到1989年已經出了117卷，覆蓋了一些有所選擇的主題，但這些主題中並不包括1945—1949年內戰。“國史館”編寫的、還未出完的大型叢書《中華民國史實紀要（初稿），1894—1974》（見更新的書目），在開始時將1945—1949年這一大段時間跳過不表。“丟失”的分冊時不時會補上，但是截止到1992年，雖然該系列作為一個整體已經進入了20世紀70年代，對1945—1949年的記錄依舊不是很完整。“國防部”歷史編輯局最近已經出版了很多冊的抗日戰爭歷史，卻沒有相似的內戰戰鬥方面的資料出版。

說到我沒有取道的方向，日本資料怎麽說都不能代表中國內戰研究的最前沿。但如果對時間的劃分不那麽嚴格，內戰時期的很多事件其實可以追根溯源到1945年前，而這些成因幾乎逃不過日本的記載，長久以來很多學者證明了這點。他們中離現在最近的是台灣的軍事歷史學家，他們出版了多冊關於1937—1945年抗日戰爭時期的著作。這一工作肯定能成為繼續研究20世紀40年代晚期軍事問題的學者的研究基礎。對1945—1949年時期也具有重要性，但不是最重要的，是“遺留”的日本問題，比如遣散軍隊，那些因為各種原因“留下來”的日本兵，在山西參與反共的日本軍隊，有爭議的海南投資計劃等等。

事實上，有一個新的、待發掘的研究領域，但是在相反的地理方向。幾年來，當我在研究中遇到一些問題卻找不到答案時，一個遺憾時隱時現，那就是我很久之前的決定：放棄“中蘇研究”，而去研究更直接地體現了政治“重要性”的事件。隨著俄羅斯和東歐逐漸開放蘇聯的档案，我在年輕時犯下的機會主義錯誤，其代價才顯露無遺（Westad，1992；Kramer，1993）。學者在中國查閱档案時，遇到的種種困難和不利條件，在俄國也不能免除。但是像在中國一樣，新出版的俄文史料和档案顯示了原來的限制正逐漸放松，使得1949年前和之後的研究具備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有的學者利用這些新出版的俄文資料進行研究，已經有了初步成果。在1996年1月香港舉行的“冷戰在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展示了這些成果中的一部分。該會議由香港大學歷史系和華盛頓特區的伍德羅·威爾遜學者國際中心聯合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