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運動以及內戰政治（第4/11頁）

假定學生的陳述可以姑且信之，該案件也許提供了一幅比法庭裁定更真實的畫面，顯示了共產黨對學生影響的性質。似乎很有可能年輕人出於對共產黨的閱讀材料感興趣，而不是因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密謀任何行動而受到懲罰。根據一位浙江大學前學生的回憶，20世紀30年代該校確實存在著一個共產黨政治小組，這樣的組織在1947年同樣也應該存在。另外，地下共產黨員確實試圖在學生中傳播閱讀資料。但是於子三案出示的證據中，沒有一個顯示被告實際上是秘密特務。加諸他們的宣判也不支持這點：考慮到正式控告的嚴重性，這些年輕人本來應該被判死刑——而不用大費周章地公審。當局將該案例公開似乎是想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但此舉看上去不像是要“徹底切斷浙江大學農學系與共產黨之間的一切秘密聯系”。

然而，證據的確顯示學生對共產黨這個（執政黨）備選項非常感興趣，以至於明明知道被發現後果不妙——當時人人都知道這點——還在繼續學習相關知識。國民黨領導不信任學生運動有一定道理，但是錯在原因。學生抗議活動與延安廣播或共產黨報紙口徑常常一致，很顯然更多的是因為共產黨出於政治敏感表達了對學生反政府反內戰活動的支持，而不是共產黨影響了這些運動。另外，內戰本身使得學生階層內部對國共沖突的升級和共產黨反對者的性質產生了好奇，信息的匱乏更增長了這種好奇。然而就是在這些較為公開的互動層面：對公認問題的共同關注，對（執政黨）備選項共產黨的好奇——共產黨也許在此時對學生施加了最大的影響。國民黨領導堅持聲稱——並且顯然相信——一個小而具有戰略意義的共產黨骨幹小組對學生的抗議負有責任，因此他們從來不嚴肅地試圖解釋為什麽如此多的學生參加了抗議。假如政府這樣做了的話，它將能理解為什麽它的青年工作者無法獲得大眾追隨，無法讓大眾擁護戰爭和國民黨。學生的不滿特別聚焦在幾個方面，抗議之激烈似乎都應該事出有因。

學生階層的高度政治性植根於中國學生的近期經驗，除此以外，還源於學者不僅精於學，而且專於仕的傳統角色。學生很明顯相信他們能動員起民意，然後憑借這種方法給政府施壓，使後者回應他們的要求。他們的觀點與上溯至1919年“五四運動”及之前的20世紀學生行動主義傳統完全一致。

此外，較近一些的抗日戰爭經驗為學生扮演反戰抗議者這一新角色做了準備。當來自北大、清華、南開和其他學校的學生踏上了艱苦的去西南的旅程，他們是作為一群抗日愛國戰爭的先驅在跋涉。[66]他們離開了家，離開了在中國頂尖教育機構井然有序的安全生活，忍受了這種背井離鄉和顛沛不定的流亡生活——包括食物、住房、教育設備的短缺以及教學質量的下降——他們真切地感受到了長期戰爭的艱苦。評論到學生怎樣受到抗日戰爭的歷練時，《京師日報》主編余才友寫道：“昨天的學生主張‘民主’，主張‘科學’，反‘帝’，反‘封建’，這理想到今天還沒有改變……不過，今天的學生的理想是通過了社會的磨煉的，他們的熱情是通過了社會的冷壓的。所以，今天的學生的言行是更結實，更堅定了。”[67]

但是，內戰期間學生運動最激進的勢力不在平津地區——那裏主要的學術機構已經隨著政府遷到了西南部，而是在大量學校和學生原地不動的上海和南京。日本的占領為這些學生提供了一組不同的經歷：學校中國民黨影響的中斷，國民黨恢復管理以來的秩序混亂以及幻想破滅、政府從戰時轉到和平時期教育新政策的不公正。鑒於學生行動主義的傳統，反戰和與國民黨政府敵對這兩個互補的主題勢必在內戰時期主宰著學生抗議。

到了1947年，圍繞著具體問題：內戰帶來的生計艱難和政府采用壓制措施對付抗議運動，這兩個主題合而為一。具體問題之二隨著教育系統由國家資助和之後政府對學術生活多方面的幹涉而變本加厲。因為這些問題直接觸及了學生的生活，使得年輕人傾向於接受並踐行前輩知識分子的智慧論述——後者估量了國民黨統治的性質以及全民族為維護它的統治所必須支付的代價。[68]

1947年春，作為政府注定要失敗的改革措施的結果，南京—上海地區的經濟困境到達了頂峰。[69]然而，學生的經濟困難不僅包括了通貨膨脹和經濟失策造成的直接損失，還涉及畢業後越來越少的工作機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合格的文科學生——中國大學產出最多的人才——可以期望有相當穩定的職業，比如教師或者官吏。到了戰爭末期，在1947年毫無疑問情況在持續惡化，這類工作的薪水已經降至糊口水平了。更重要的是，在生活成本攀升和共產黨控制領域逐漸擴大的雙重打擊之下，可供職位的數目本身也在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