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統治的表現：政策和工作（第13/14頁）

在雲南，政府的努力至少獲得了暫時性的成功。在東北，維護中央控制的策略顯得很笨拙。在共產黨積極反對下（它還聯合起了復興的地方主義勢力），政府的上述策略破產。20世紀30年代，日本早早占領了該地區，而中央政府一開始對日本的侵占持默認態度，當地人的地方主義情感因此得到加強。這種情感在西安事變中被激化。日本投降後，對蔣介石政府的支持在一開始似乎是真誠的。但是隨著當地人對政府接收工作和其官員行為的不滿，地方主義很快再度擡頭。像蘇聯人一樣，“南方人”很快因為待得太久而不受歡迎。文官和武官的自大和貪婪，以及國民黨軍隊松弛的紀律——這些人都是外地人——給當地人民一個印象：他們又作為被征服的民族被迫處於屈從地位。“沈陽只尊重財富和權力，”一位通訊記者寫道，“還有就是軍人特別有影響力。至於普通老百姓，他們一方面感到全天下都屬於南方人，另一方面感到如今的生活還不如滿洲國時代。”[100]

這種不滿被憤怒地表達出來，其中措辭最嚴厲的一篇文章，就是上面引用過的對7月5日北平學生難民事件的評論，作者周鯨文：

政府也許不喜歡地方勢力，但不能因此而輕視地方人民。二十年來的歷史告訴我，南京政府從一開始就憎恨東北的地方勢力，不惜用外國人來消滅它，毫不珍惜這塊土地，並把這裏的人民當作了敵人。今天依然如此，東北的力量已被南京政府破壞。愛國的張學良將軍已被囚禁十一年，而今，這曾被南京政府犧牲給日本人的滿洲主權，又被送給了蘇聯……

談到政府任用外地的行政官員，一名作者指出他不同意這是“東北問題”的起因。“我的觀點與當地的鄉親們不同，”他寫道，“中國人畢竟是中國人。一個好人不管他來自哪裏都是好人。”[101]不幸的是，這兩點在政府那裏都落了空。

東北問題的前世今生都與張學良這個人物有關。少帥是1936年12月在西安扣留蔣介石的關鍵人物，扣留蔣的原因是他不情願抗日。蔣屈從了少帥和他的軍隊提出的要求，但是在事變後不久馬上將他軟禁。1947年初，張學良被送到台灣，處於更嚴密的禁閉之下。而當初人們普遍認為他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釋放。[102]張的繼續被禁閉，在東北激起了廣泛的憤恨。這在政治上不能說沒有一定意義。1948年3月，一份報道聲稱中央政府領袖在戰後東北有兩件事情出現重大失策。首先，他們對以下事實視而不見：張學良和他的父親張作霖在東北歷史上占有特殊位置，並因此受到尊崇。第二，他們低估了共產黨在該地區14年的地下運動所積累起來的實力。[103]

對於第一個失策，政府堅稱它的所作所為是為了國家統一，任何當地勢力對某獨立人物的效忠，不管這個人物是不是共產黨，都不允許存在。批評家反駁，只有張學良才能動員東北人民反對共產黨，中央政府肯定無法獨立完成這個任務。政府軍依舊紀律不佳，裝備不良，無力對抗受地方勢力支持正在迅速成長的共產黨軍隊，既不被當地人民信任，也不信任他們。[104]

對於第二個失策，政府遭到批評是因為他完全信任了日本和傀儡“滿洲國”政府的保證，即：他們已經殲滅了東北所有的共產黨武裝。這些武裝在日本占領時期受到嚴酷的鎮壓。但是有幾千人據說存活了下來，使他們的組織得以保全。他們因而能夠最大程度地利用以下機會：有好幾個月，蘇聯軍隊占領了東北大城市和交通幹線，但農村兵力空虛。甚至在杜聿明將軍和中國軍隊接管東北的時候，他們依然錯誤地以為當地共產黨基地已被掃平。

除了這兩個失策外，可能還能加上第三個：政府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實力。因此政府沒有采取一般的結交一方打擊一方的戰略，而是同時對付地方主義和共產主義，因此反讓它們兩者結了盟。東北碰巧成為共產黨獲勝策略中重要的一環。上面的例子再清楚沒有地說明，政府刻意對大眾要求置之不理，結果吃足了苦頭。

這還只是國民黨自由派批評家所描述的東北崩潰的其中一個要素。他們批評軍事當局錯誤的排兵布陣和對只言片語的情報聽風就是雨。他們批評軍隊在幾個重要據點已經不再具備任何戰略價值時，還要守衛它們，使得兵力變得分散並被共軍包圍。“國民黨為什麽不集中兵力，打一場反擊戰？為什麽它不往東北派遣更多的軍隊？為什麽不將大眾武裝起來形成一支真正的軍隊？”這些是1947年到1948年人們所提出的問題。杜聿明將軍——東北保安司令長官，被批評為無能。不停有流言傳出他和熊式輝——蔣介石負責監督行政管理的東北行轅主任——關系不睦，無法很好地共事。據說軍事官員和文職官員間存有齟齬，無法合作，正是反映了這樣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