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統治的表現：政策和工作（第12/14頁）

同樣，德克·博迪描寫了2000名中學生難民在1948年6月從太原被空運到北平的遭遇。在北京落腳後，學生們——很多人只有十二三歲——除了每天由社會福利局配發的窩窩頭，什麽都得自己籌措。當地的學校領導對他們不聞不問。博迪教授提到了這些年輕人的情緒低落——他們被迫露營在公園、寺廟和城市廢棄的建築物裏。他們缺少書本、應季的衣服、衛生設施和工作。除了必要時會小偷小摸或是偶爾殺一條流浪狗以改善一下貧乏的夥食，他們似乎不會主動去作奸犯科。[94]

1948年9月，美國大使館的一名官員估計北平有2萬到3萬名難民學生，南京有2萬名，漢口有1萬名。[95]政府對這些年輕難民負有責任——這一問題引起的憤怒在當年夏天到達頂峰。情緒的大爆發由7月5日北平的一起事件引發：一支部隊向一群示威的學生開火，造成14人死亡100多人受傷。示威者是被鼓勵離開東北、由政府出資飛到北平的5000名學生和天津的學生中的一部分。資助他們離開是政府計劃的一部分，目的是緩解東北各城市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壓力，同時疏散人口，以盡可能阻止他們加入共產黨（到1948年，除了幾個主要城市外，共產黨幾乎已經控制了全東北）。

這5000個學生得到了三個月的生活津貼，隨後就沒人搭理他們了。在北平的學生很快淪落到遊蕩於街道、睡在公園和寺廟裏的地步。與那些陜西的難民學生不同，來自東北的難民學生開始申訴。政府的回答是建議他們參加軍事訓練。學生隨後組織了抗議示威，在示威的過程中，他們沖破了北平市政委員會的大門，在委員會主席的住宅前遊行。在這裏，示威學生被裝甲車包圍，被沖鋒槍的火力擋住了去路。社論嚴厲地批評了此次事件。[96]

對這一事件的反應，與那些同情從蘇北逃到南京—上海地區的自耕農哀嘆他們不幸遭遇的評論相比，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一封寫給《觀察》的信中描述了一個案例，主人公是居住在南京棲霞山附近山洞裏的很多難民家庭中的三家。他們唯一的生活來源是砍柴。但是新來者和當地人經常會起沖突，後者認為山嶺是村子的財產。有一回，三個難民因為從村中土地拾柴火被村民痛毆。難民缺少仲裁所需的資金，所以案子被呈遞到法院，但是地方法官拒絕審理該案件，因為沒人出錢支付法庭費用。

當這些談判正在進行的時候，受傷人的家屬要求能夠繼續待在監獄裏，原因是他們沒有生活來源。一位住在村子裏的大學生出錢為受傷人支付了醫療費用。當地法官最終寬恕了他們，告誡他們對村裏人客氣一些，並承諾如果他們離開該區域，案子就能了結。三個難民家庭此後不久回到了屬於共區的家鄉。這封信尖銳地總結道：“（難民）南下希望得到保護，但是相反他們被拋棄，被迫遭受苦楚……兩黨現在正在角力：一個黨努力爭取人民，而另一個卻在拋棄人民。”[97]

東北的崩潰　國民黨在東北的表現同樣顯示出其統治上的無能。共產黨在日軍投降後迅速擴張它在那裏的地盤，批評家願意承認國民黨統治區域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軍事形勢的產物。但是，從軍事到教育的幾乎每個領域，政府還是因為無能和不負責任受到批評。[98]

一些批評家傾向歸咎於幾個地區的首要官員。同時，人們也覺察到一兩個人不可能對如此全局性的崩潰負責。除此以外唯一能做的，就是譴責整個政府表現——絕大多數自由派作家就是這麽做的。他們在接收的時候就開始這樣做了。而政府對日本人占領了14年之久的東北地區的接收較其他地區稍晚，這是由於蘇聯留在東北，而政府無法迅速地把軍隊運送到該地區。當地居民對蘇聯解放者的歡迎由於後者紀律的松弛而由熱轉冷，這個時候，人們就蘇聯人遲遲不離開中國而指責中央政府。在蘇聯人最終在1946年春離開後，政府的接收官員隨後而至。像第二章提到的，他們在東北的表現與在前淪陷區其他各地無甚區別。

然而，根據大多數批評家的觀點，局勢的關鍵在於蔣介石對東北人不信任。於是中央政府采取了曾在雲南施行過的辦法，以維護對該地區嚴密的軍事控制，目的是為了防止“老帥”張作霖家族控制的、半自治的舊有權力基礎再度擡頭。被派來接收該地區的軍隊中，十支裏有九支是由來自中國的其他地方的士兵組成的。政府沒有采用日本占領前原來的劃界方法，而是將原來的三個東北省份劃分為九個行政區，委任外省人擔任幾乎所有的最高職位。[99]在當地，入駐的國民黨官員與地主和其他曾勾結日本人的漢奸結盟。他們是區域內唯一能被倚重的、既不忠誠於共產黨、也不效忠當時仍有聲望的“少帥”張學良的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