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統治的表現：政策和工作（第11/14頁）

結果經歷了九年的通貨膨脹，物價變動，社會財富重分配和其他的重大變動，中國經濟變成了一個貧富相距甚遠和尖銳對立的經濟。戰前的中層階級在通貨膨脹和壓低待遇雙重壓力之下，除了做了既得利益集團附庸的貪官汙吏外，差不多全部淪為赤貧。占人口85%以上的農民，則在兵禍、匪禍、征糧、出丁、水旱天災等重重壓迫之下，已在饑餓線上作垂危掙紮。在這極大多數同胞無法生活的時候，通貨膨脹等政策卻擴大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增加了既得利益集團的財富……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無論有沒有共產黨，哪能不發生內戰？共產黨力量所以膨脹，可以說是受這種經濟政策之賜。

任何人站在共產黨的地位，都會利用經濟上貧富對立和政府偏袒富裕階級的弱點，利用極大多數的貧窮的人，起而與政府抗爭。[87]

在一篇激烈的批評中，儲安平表達了相似的觀點。儲安平批評的是，1947年美國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訪問中國，建議美國撥出更多的援助物資送給國民黨政府。

蒲立特先生所以主張援助這個政府，就因為這個政府是反蘇反共的……蒲立特先生可沒有想到：共產黨究竟是怎樣一個情形之下才能膨脹到今天這個地步的？本文作者個人的看法，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是造成共產黨今日這樣膨大勢力的一個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來政治開明，胸度開闊，何致要把許多人迫到左派方面去，替共產黨增加勢力？假如二十年的統治，不是如此腐敗無能，何致使許多人覺得前途茫茫、中心仿徨，轉而寄托其希望於共產黨？我個人很直率地說，我認為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是“共產黨之母”，它制造共產黨，它培養共產黨。[88]

無能

對於國民黨無能的具體指控——政治上、經濟上、行政上和軍事上可以寫上好幾冊書——有人也確實成篇累牘地論述了這個問題。以下是引起持續批評的問題中的一些：政府處理學生運動，經濟處置失當，對逃往交戰區或共產黨地區的幾萬難民的處理，政府在東北的完全失敗。

第三章已經簡要介紹了圍繞“政府試圖壓制學生運動是否合理”所提出的問題。基本的論點是政府采用壓制的方法事實上增加了學生的敵意，將他們送入了共產黨陣營，可以說此舉事與願違。

政府在經濟領域的過失已經在第四章中詳細探討，不需要再在這裏贅述了。[89]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傾向是：他們不是責備通過通貨膨脹籌資的政策本身，而是責備政府堅持一條路走到黑，使得這種政策成為必要。雖然如此，該政策執行上的不妥還是招來了很多批評，包括笨拙地想要將該政策的負面效應減到最小。

政治無能：難民　由於害怕共產黨或要避開戰爭的危險，人們背井離鄉，這就有了難民問題。第一類更普遍一些，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在出逃時得到了撤退的政府軍的幫助和鼓勵。在1947年年中，一位作家寫道：“很多在松花江以北共產黨領地內的老百姓對共產黨嚴格的統治感到不自在。他們向南遷徙，搬到了國民黨統治的東北城市。這些難民包括了年輕人，大多數是大學和中學的學生。這些人不喜歡共產黨的教育系統，想要繼續他們過去的教育形式。”[90]

另外，小商人也從同樣的地區逃出來。另外還有一則報道說，很多長春的難民是被清算的有錢地主和商人的子女，還有一些難民是因為害怕被征入共產黨軍隊當兵而逃了出來。[91]地主和小自耕農組成了難民的另一個常見種類。當共產黨占領了某個地區後，很多地主聽到了“血淚史”，說的就是對付他們同類的手段，於是來不及驗證傳言是否屬實就倉皇逃跑了。很自然地，這些人員構成了政治上支持國民黨的一股力量，一個更精明的政權本可以很好地利用它。在利用難民的反共情緒上，零散的努力還是有的。下一個例子背後顯然就有著這樣的努力。1946年6月，一隊據稱是來自蘇北的難民在南京的火車站裏痛毆了一支為和平請願的代表團。[92]

然而，對於絕大多數難民，政府任憑他們自生自滅。很多難民迅速淪為赤貧。由於工作難找，他們帶來的積蓄很快在通貨膨脹中貶值。1947年11月，有大約10萬個這樣的老百姓聚集在沈陽。那些集中在長春的難民很快成了“讓人憐憫的難民”，吃飽飯都成問題。很多逃到長春追求“學術自由”的學生因為缺少學費或者公立學校名額已滿而無法繼續他們的學業。這些年輕人與他們的家庭失去了聯系，沒有經濟上的資助，成了“自由城市的自由流浪者”。結果他們中的很多人據說對國民黨統治者“失去了希望”。[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