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統治的表現：政策和工作（第10/14頁）

這位將軍在1946年被任命為吉林省的代主席。人們用“小眼睛的廣東人”和“精神體現在行動上”來描述他，他花費了很多時間和努力提升他的公共形象，力圖呈現一種事事盡在掌握、面面俱到、精力充沛的個性。他不久宣布吉林沒有財政問題，這是一個讓人不解的結論，因為吉林省還有很多貧困現象。梁將軍自己至少沒有經濟問題，因為他很快買了一輛汽車，據說還為自己建造了一個可加熱的遊泳池，而不顧當時吉林省煤的短缺已到了很嚴重的程度。

他還將之前日本所有的工廠和企業歸入省政府的管理下。小生意人很快感到了這樣做的後果，因為壟斷使省政府能夠控制很多吉林產的商品的當地市場。同時，他也沒有盡心盡力地“剿共”，共產黨控制了省裏的大多數縣。作者以妥協的基調結尾：“如果中國還沒有進化到民主選舉省主席的高度，那麽至少我們希望中央政府不要把一個軍人安置在文職的行政管理位置上。”[83]

錢端升教授用一種更注重分析的風格，描述了軍事對國民黨影響的歷史發展。他將這種影響一直追溯到孫中山起初與北洋政府的幾個軍閥結盟上。嚴格地說來，當時是為了方便進行的聯合，不久成為黨內不容易被清除的一股力量。當國民黨在1924年改組的時候，它試圖切斷自己和北洋軍閥之間的聯系，但是在同時，開始非常強調軍事訓練，並建立了黃埔軍校。國民黨還允許一部分老軍閥進入到革命軍中。北伐之後，軍政時期結束。事實上，訓政時期無法開始：國民黨曾經為了達到革命目的與軍事力量的結合，結果反而受制於它們。所以軍事領袖蔣介石能夠為自己爭取到政治領袖的位置。

1929年的編遣會議目的是減小軍隊的規模；但是上層軍事領袖，包括蔣介石在內，不願意削減他們自己的軍隊。接著蔣開始與中國共產黨打仗，使得軍事控制依舊成為必須。該軍事控制對最終的內戰負有責任。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占據了越來越多的領地與蔣介石在國民黨政府中權力的擴張是相輔相成的。對蔣忠誠的黃埔軍校畢業生組成了國民黨內部軍事派系的核心。由於接近蔣介石，又因為控制了政府的軍隊，他們成了國民黨內部最舉足輕重的人物，所以經常涉足政治。

一旦一個軍事派系在政治上據主導地位——錢繼續寫道——它的反對黨也只有依靠武力。人們的權力無法得到保障，除非也訴諸武力。行政上，文職工作開始附屬於軍事。而且中國的軍事不尊重任何法律，對為公眾謀利益的責任沒有概念。錢教授宣稱如果軍事不從政治生活的各個層面去除，由全國文職政府統一管理，那麽中國人民的得救將遙遙無期。他以上的言論表達了很多人的感受。[84]

戰爭：責任　共產黨設法避免同國民黨一起為戰爭負全責，雖然他們不能完全脫開幹系。很多人認為共產黨和國民黨對戰爭負有相同的責任，也許共產黨並不比國民黨更想要和平。很多聲色俱厲的評論，譴責兩個黨派以整個國家為代價，追求他們自己的自私目的。[85]然而，反戰運動的主要攻擊目標還是國民黨政府。這裏有幾個原因。

比如就像吳世昌提到學生反戰抗議者時所說，他們向政府請願而不向共產黨請願，因為他們還沒有準備投靠共產黨。他們依舊把國民黨政府看作中國的合法統治者，擁有實現和平和制造戰爭的力量。吳教授說，請願者的首選當然是得到承認的政府而非反對黨。

其次，人們傾向於相信共產黨在1946年1月的政治協商會議上是有誠意的。他們和國民黨的代表一起，同意做出一些妥協，以解決國共兩黨的分歧，避免內戰。不幸的是，在協定達成的幾個星期之後，國民黨就單方面撕毀一些會議協定（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采取行動），從而嚴重地破壞了人們對其誠意的信任。對政府誠意的懷疑似乎被以下事件證實。1946年2月10日，重慶較場口舉行集會，慶祝政協會議的勝利閉幕，可是有人擾亂了集會。幾天以後，共產黨在重慶的報社受到襲擊。這兩個事件被普遍認為是國民黨右翼分子雇用的流氓所為。[86]

也許反戰情緒主要指向政府的最重要原因是人們相信中國共產黨的優勢都建立在國民黨的弱點和不足上。自由派批評家認為，政府應對沒有在當權時改正這些缺點負責。正是因為有錯不改，政府不得不為共產黨的壯大以及內戰背負主要責任。這是錢端升論述國民黨軍國主義和共產黨武裝敵對之關系時的一個中心思想。該中心思想被經濟學家伍啟元著重強調。相比他的多數同事，伍啟元更傾向於直接譴責政府的通脹政策。“如果我們想要知道內戰的性質，”他寫道，“我們必須來看一看過去九年政府的經濟政策和措施。”他繼續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