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抗日戰爭的經驗（第8/13頁）

1939年，日本人第一次停止了在山東省內的攻勢作戰，開始“清掃後方”。“清掃”的目的是鞏固已占領地區、奪取戰略要點和交通線、占領二級城市和大的村莊、基本清除遊擊隊的抵抗。這一階段，親國民黨的遊擊隊在與共產黨爭奪抗日運動的主導權，甚至有時會配合日本人的“掃蕩”行動，打擊共產黨軍隊。盡管遭受了最初的損失，在1939—1940年的“掃蕩”之後，共產黨部隊仍然能夠擴大根據地。但從1941年冬天起，日本人加大了“掃蕩”的力度，並采取野蠻的“三光”政策。到1943年底，日偽軍已經從親共產黨的部隊手中奪取了魯中區根據地的400個重要據點。

根據一份戰時工作小結，在1943年，共產黨魯中區根據地這一處地方就遭受了9次大規模“掃蕩”以及數次小規模的攻擊。在1943年，根據地有137天，或者說全年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進行軍事鬥爭，這極大影響了其他方面的工作。在這段時期，一些政治組織設法“保持其存在”，生存了下來，但更多的組織被摧毀了。然而，1943年是日本人軍事活動的頂點，共產黨軍隊很快就彌補了他們的損失。從1943年7月起，山東中部地區的共產黨軍隊開始反擊。到1945年年中，共產黨軍隊收復了所有丟失地區，魯中區行署控制的範圍已經超過了它1942年成立時控制的地區。[62]

減租　在這種惡劣的情況下，在抗日戰爭的大部分時期，減租減息在山東根據地僅僅是一個宣傳口號。一些地區在1940—1941年間曾試圖推行這一政策，但收效甚微。在1942年春天，召開了一次全省戰時工作會議，討論減租政策在各地的實施。隨後出現了和其他地方幾乎完全一樣的情況。這一年，條件允許的根據地紛紛開始實行減租政策。山東土地運動的第二個重要特點是雇農工資的增加。在1944—1945年之前，除少數根據地之外的大部分地區都沒有實行減息政策。

一般來說，村一級的幹部完全要靠自己摸索工作方法。派駐的工作隊會對減租政策的執行進行必要的指導，但他們的工作只是臨時的。一旦工作隊轉移到其他村子，並沒有受到嚴重損害的地主和其他有錢人會馬上抵制減租。農民之前獲得的利益會立刻“煙消雲散”。盡管如此，一些共產黨官員仍然聲稱，他們對減租運動取得的表面成果感到滿意。

和其他地區黨組織一樣，山東分局對黨中央1943年10月1日的指示做出了回應。山東分局發布了一條指令，要求各地進行深入調查，徹底實施減租政策。分局還召開了一次群眾會議，分析了地方幹部為什麽沒有正確掌握山東群眾運動的工作原則。1944年6月至7月，許多地方要求召開當地幹部工作會議。這是山東分局第一次嘗試在基層幹部中糾正右傾做法。

盡管如此，只有幾個縣（其中包括莒南縣和沂南縣）實際執行了10月的減租指令。在共產黨控制的大部分地區，減租工作要麽根本沒有展開，要麽是敷衍了事。部分原因是當地幹部還擔負其他許多任務：3月和4月的征兵工作、“擁政愛民運動”、生產運動、整風運動、加強地方防禦、保護夏糧，以及提前準備日本人的下一次“掃蕩”。1944年年中，山東分局下達指示，減租減息和土地調查將是7月至10月的工作重點。只是在此之後，減租運動才發展為一場“較為廣泛的群眾運動”。根據1945年9月的一份報告，山東解放區共有23417個村莊，其中17%進行了有關減租情況的深入調查，36%的村莊尚未實行減租減息，在剩下的47%的村莊，減租政策“尚未徹底”實行。[63]

存在的問題　幹部承擔繁重的任務並不是山東減租運動開展緩慢的唯一原因。無論調查多麽不完善，它仍然揭示出山東幹部中間存在三個基本問題。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問題，被稱為“特殊論”。山東幹部並不把減租減息視作一項重要的革命任務，因為這項政策既不能發動大多數農民，也沒有削弱農村的“封建勢力”。原因是山東的土地所有權並不集中，利息也不高。山東農村經濟的性質比較特殊，它的主要成分是小地主和小商人。一些村莊根本不存在土地租賃關系。幾乎沒有或很少有地主和佃農、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的對立。相反，一些幹部發現“群眾最迫切的要求”是減輕賦稅。另一些幹部認為打擊腐敗和當地惡霸是當地最重要的問題。這些幹部對農民狀況的判斷和城市自由知識分子基本一致。黨的領導注意到了這種相似性，他們對地方幹部的“小資產階級”傾向進行了嚴厲批評。

第二個問題主要發生在有地主的地區。這裏的一些幹部，即使他們意識到減租政策的重要性，仍然擔心這一政策的實施會使地主不再支持抗日事業。另一些幹部幹脆認為減租政策是錯誤的，他們的理由是，減租不符合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原則，因為它“鼓動了階級鬥爭”。不僅如此，減租不過是“收買窮人的一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