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城市：1947—1949年（第10/11頁）

的確，中國共產黨在貿易和金融領域經驗不足，同時急於表示對商業界的支持，但這種經驗的不足和熱切的支持還沒有達到使他們放棄自己經濟利益的程度。在長期的經濟封鎖中，共產黨發展出了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策略，他們通常用這種自足的觀點考慮問題。共產黨對經濟的理解常常表現得過於簡單和狹隘，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麽它始終無法徹底消除私營企業的疑慮。1948年12月，《時代批評》的一篇文章或許能準確地反映當時商界人士的心態和感覺：“我希望，對於資本家來說，新政權不會像蔣經國政權那樣糟糕。但大部分中國商人……擔心未來會變得更糟。”[114]

工業管理：公有企業的挑戰　工業管理是另一個共產黨極為缺乏經驗的領域，他們自己承認這一點，並急於解決這個問題。由於共產黨希望以公有制形式發展某些重要的工業，這種經驗的缺乏就顯得更加嚴重。因此，華中解放區工商會議就有了一個新的任務，起草一份公有制工廠財政紀律的草案。薄一波在會議上發表的關於工業管理的講話表明，這一時期，黨內就這一問題還存在激烈的爭論。薄一波的發言與列寧的觀點十分相似[115]，他宣稱：“我們的經濟工作者應該學習管理，不僅如此，他們還必須向資本家學習科學和合理的管理方法；在當前的階段，盡快學習管理經驗是我們面臨的一項最重要任務。”[116]

1948年夏天，最讓黨的領導不安的問題是許多機構的“無政府和散漫的狀態”以及由此導致的人力、物力、財力上的大量浪費。第二個嚴重的問題是不合理的組織和工作作風。

浪費的現象比比皆是。例如，一家煤礦公司新開了一口礦井，但開礦之前他們並沒有請采礦工程師進行初步調查。只是在礦井挖好、投資了30萬元之後，才發現此處的礦脈太細，完全沒有開采的價值。同樣，在晉冀魯豫邊區，軍隊在沒有征求建築工程師意見的情況下挖了幾個防空洞。結果，這些防空洞全都崩塌了，白白浪費大約40萬元至50萬元。

有關不合理的組織和工作作風的事例不勝枚舉。工廠被塞進了太多非生產人員；政治表現、家庭背景以及資歷，而不是技術能力，成為選拔和提升工廠幹部的標準；沒有人計算生產成本，或者關注企業是否贏利；時常，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發展生產，而是為工人提供援助和救濟。

華中解放區工商業大會通過了決議，意圖十分明確，就是要糾正這些錯誤。決議規定，只有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有資格的技術人員的設計，並得到高層的批準之後，新的工業項目才允許上馬。此外，決議還要求所有工業企業提高管理水平和生產效率。[117]

兩個月後召開的全國第六屆勞動大會確立了類似的企業管理的目標。大會要求，每個企業都要為整個生產過程——從購買原材料到銷售制成品——制定一個詳細的計劃。大會的要求還包括：為人事管理制定具體的標準；生產檢查制度要落實到所有工廠中，以保證生產標準以及合適的工作條件；采取嚴格的個人責任制，每個工人都要為分配給自己的工作任務承擔個人責任。[118]

個人責任制是蘇聯企業管理的一個重要特征，但對中國工人來說，它還是一種新的制度。在中國，集體責任制更加普遍。1948年，新的責任制首次應用在東北鐵路的管理上。自蘇聯軍隊於1946年撤出東北後，東北鐵路（或中國長春鐵路）是允許蘇聯“存在”的少數機構之一。[119]

這種個人責任制首先在牡丹江市的鐵路職工中間進行了試行。根據試行經驗，東北鐵路部門黨委會發布了一條決議，規定在此後的工作中，東北所有鐵路工程技術人員都要承擔個人責任。此前，技術人員被分成不同的小組，輪換工作——這和蘇聯的做法不同，沒有任何人為特定的火車頭負責。輪換制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新責任制。新制度規定，兩到三人的工作小組專門負責一個車頭，一旦出現問題，小組成員負有直接責任。[120]

先將薄一波的評論放在一邊，這時黨內仍在激烈討論，究竟應學習蘇聯，還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管理經驗。東北鐵路部門黨委會建議，可以參考資本主義國家的鐵路管理經驗，分析其優缺點。但黨委會最終的結論是，新中國應以蘇聯模式為主，因為蘇聯已經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管理經驗進行了充分評估，並吸收了其中所有有價值的內容。[121]

無論采取什麽模式，提高管理水平和生產效率都是一項重大工程，需要幾個月乃至幾年時間集中力量才能完成。哈爾濱的管理者承認他們面臨的困難。1948年夏天，《東北日報》評論道，科學的企業管理對我們還是一件新鮮事。該報指出，鐵路管理已取得了很大進展，但該市的工業部門在評估成本、分配資源、堅持商品標準方面，還有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工業企業的研究、調查、規劃水平仍然處於發展的最初階段。[122]同年11月，同一家報紙的另一篇社論指出，在8月的全國第六屆勞動大會之後，許多東北企業已經開始著手改善管理水平。但至今為止，還沒有一家企業真正、徹底地實現了這一目標。[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