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城市：1947—1949年（第9/11頁）

在勞資關系上，工商業大會通過的政策較為溫和，與稍後的全國第六屆勞動大會的相關決議基本是一致的。

中國共產黨常常引用東北城市工商企業發展的統計數據，以證明他們工商政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的確，共產黨自己引用的數據顯示，哈爾濱、牡丹江、安東（丹東）以及這一地區其他城市的工商企業，實現了令人矚目的發展。[109]但是，當共產黨於1948年3月占領吉林後，他們的工商政策卻經受了最嚴峻的一次考驗。當時，吉林市的人口約為20萬，並擁有包括若幹重工業和紡織業在內的相當發達的工業部門。該市總共有3632家工廠、車間以及商業企業。出於種種原因，在共產黨進入吉林時，所有工廠、企業都停止生產和經營了。

中央軍剛撤走，周圍村莊的農民就湧入城市，抓捕逃亡到城裏的地主，對工廠主和店主進行“清算”，拆除機器，洗劫商店。在黨的工商業政策得以有效實施之前，混亂和騷動持續了許多天。

在市政幹部會議上發布了禁止搶劫的命令，重申了他們應該執行的政策。秩序恢復之後，共產黨將工商界人士召集起來，舉行了十多次會議。會議解釋了黨的城市工商業政策，並邀請當地資本家發表自己的意見。據說，這些集會對減輕資本家的恐懼“十分有效”。但與此同時，由於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勞資雙方不斷產生新的沖突。

事實上，工人普遍認為，是摘取勝利果實的時候了，而且他們也是這樣做的。很明顯，工廠主不敢對他們怎樣。在一家鞋廠，工人甚至拆掉一些機器設備，隨後將它們搬走。最後，政府不得不派出行政人員和工會幹部，召集工人開會，向他們解釋黨的政策。在許多勞資糾紛中，市政府既是仲裁員，也是調解員。

此外，政府制定了專門的貸款計劃，幫助工商企業恢復運營。但貸款主要供給鋼鐵廠、鐵路、紡織、服裝、制鞋這類優先考慮的企業，後三種都與軍需供應有關。新的市政府還幫助企業獲得必要的生產原料，包括焦煤、棉花和木材。據報道，到4月底，吉林92%的工商企業開始重新生產和經營。[110]

當然，這樣的措施還不足以減輕工商界人士的恐懼。共產黨不得不繼續對他們進行安撫，具有代表性的是經濟學家許滌新的一段話：

在內地和香港，我們工商業的同胞對解放區的城市社會改革都還存在一些疑慮。這些疑慮可分為三點。第一，他們擔心解放軍把農村土地改革引入城市，用在工商企業身上；第二，他們擔心解放以後，工人們會壓迫企業主；第三，他們擔心一旦新民主主義政府建立，它對私營企業不利。

許重申了黨對這幾點疑慮所做的解釋。關於第三個問題，保護私營企業是否只是共產黨一種臨時的姿態，許承認這種擔心是廣泛存在的，同時盡最大的努力對此進行了解釋。許在文中指出，中國面積遼闊、人口眾多、經濟落後，因此需要在最短的時間內發展生產和經濟。如果我們放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般政策，剝奪民營資本生存的權力，就必將失敗。[111]

李立三在一年後寫道，我們的確應該堅持和宣揚共產主義，但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是如此之低，必須經過長時間的努力才能實現共產主義。就這一點而言，李繼續寫道，我們的情況與“十月革命”時的俄羅斯或東歐國家不同。中國不可能像這些國家一樣直接邁入社會主義，或者像俄國那樣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112]

試圖打消人們對共產黨疑慮的還有香港的《華商報》，該報在第一時間發布了解放區有關進出口貿易的規定。它們是《山東解放區的進出口貿易管理暫行辦法》和有關關稅的一系列規章。香港的商人有興趣和共產黨控制的地區建立貿易聯系，但他們不清楚該怎樣做以及最終能否獲利。解放區的第一份貿易規定還不足以打消他們的疑慮。最終，在1949年初，《華商報》回答了香港商人最關心的一些問題。

該報記者解釋道，在取得完全的勝利之前，共產黨外貿政策的基本目標都將是發展農業和工業，因為它們對維持戰爭至關重要。因此，就外貿管理而言，共產黨鼓勵進口必需商品，限制進口奢侈品和解放區本身能生產的產品。事實上，這些原則和此前一些邊區制定的與國統區往來的“進出口”貿易規則是大致相同的。公有貿易機構控制了五種重要商品的進出口：大米、棉花、油、豬鬃以及黃金。所有其他商品的貿易被交給私營企業。[113]

然而，不管是哪種貿易，首要的原則是，必需嚴格保持進出口的平衡。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在這方面極為小心，極為謹慎，盡量避免國統區出現的貿易逆差。由於擔心貿易逆差，再加上缺乏外貿經驗，共產黨規定，外國商品和材料的進口商必需出口同等價值的商品和材料。這一規定相當於一種實物交換體制，是如此不便，很快就被取消了。但共產黨仍然堅持保持進出口平衡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