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 外

她的最後一天沒有異常之處。她看來有點神經質，心裏有點兒事，也可能一點事也沒有。不過葆拉向來就是這副模樣。

她在阿姆斯特朗酒吧當差的三個禮拜，一直都不算是模範服務生。她會忘掉客人點了什麽，要不就是搞混這人與那人的餐，而你要結賬或者打算再叫一輪酒時，想把她引來桌邊還真會搞得你瘋掉。在當班的某些時日裏，她走起路來如同穿墻而過的幽靈，像是練就了什麽玄奧的神遊太虛的技巧，魂魄跑到外頭浪遊卻還留著瘦長的身軀繼續端送食物飲料，並且抹凈空蕩的桌子。

不過她的確很努力地試過了。媽的她的確有。她硬是能夠擠出一抹笑。有時候是忍著傷痛走路的勇敢笑容，有時候是繃緊下巴不堪一擊吞過幾片安非他命的微笑，不過日子就是要一天天熬過來的，所以不管哪種笑容總比什麽都沒有好。阿姆斯特朗大部分的常客她都知道名字，而聽到她那一聲招呼你總會有種回到家的感覺。當那聲招呼就是你僅有的“家”的時候，你會懂得並珍惜它的。

如果說這份工作她做起來並不算理想的話，呃，她當初跑到紐約來可也不是志在於此。沒有人會立志要到第九大道的三流酒館當服務生的，這就跟沒有人會立意要變成一個月復一月仰仗波本和咖啡度日的前任警察是一樣的道理。這種偉大的命運是當頭甩過來的。如果你還年輕如同葆拉·薇特勞爾的話，你會硬撐在那兒想著事情總會好轉。如果你到了我這個年齡，你會兩手合十禱告事情不要惡化太多。

她值日班，從中午到晚上八點，禮拜二到禮拜六。特裏娜則是六點到班，所以晚餐人潮多時就有兩個女孩當班。八點一到葆拉無論如何都會準時下班，而特裏娜則會繼續端送一杯杯咖啡以及波本，再做六個鐘頭。

葆拉的最後一天是九月下旬的某個禮拜四。夏天的熱潮開始退散。那天早上下了場沁人心脾的小雨，太陽一直沒有露臉。午後四點我帶著一份郵報漫步而入，喝下我當天的第一杯酒，一邊看報。八點鐘的時候，我正和羅斯福醫院的幾名護士聊天，她們正準備嚼舌抱怨某位住院外科醫生的救世主情結。葆拉匆匆走過我們的桌邊跟我道聲晚安的時候，我正發出同情的噪響。

我說：“晚安寶貝。”我擡起頭了嗎？我們相視而笑了嗎？媽的，這我可不記得。

“明天見，馬修。”

“是啊，”我說，“上帝保佑。”

不過他顯然沒有。約莫三點時賈斯汀關門打烊，我繞過街角回到旅館。沒多久後咖啡和波本的作用便相互抵消。我爬上床睡覺。

我的旅館位於第八和第九大道之間的五十七街，在這個街區靠上城的那端，而我的窗戶則朝南對著街道。我可以從窗口看到曼哈頓尖端的世貿中心。

我也看得到葆拉住的建築。它位在旅館對面朝東約莫一百碼處，是棟龐然高樓，如果在正對面的話，世貿中心就會給擋到我的視線以外。

她住在十七層樓。四點過後不久，她跳下一扇高窗。她掠過人行道落到離路沿幾英尺的街上，剛巧掉在兩輛停放的車子之間。

中學物理教過，落體是以每秒三十二英尺的等加速度落下。所以第一秒她應該掉了三十二英尺，下一秒則是六十四英尺，然後第三秒是九十六英尺。她掉了約莫兩百英尺，因此實際的掉落過程我想應該花不了四秒鐘。

感覺上一定比四秒長很多。

我十點到十點半之間起床。我站在櫃台前等信時，維尼告訴我夜裏有人跳樓。“是位淑女，”這個詞現在已經很少人用了，“她光溜溜地跑出去。單是那樣就有可能喪命呢。”

我看著他。

“落到街上，差點撞上某人的凱迪拉克。車頭來了那麽個擺飾你會作何感想？這種事不知道保險公司賠不賠。該叫什麽你說，天災是吧？”他從櫃台後頭出來，陪我一起走到門口。“就是那裏，”他邊說邊指著，“那輛花商的卡車停的就是她墜落的位置。反正已經什麽鬼都看不到了。他們拿鏟子和海綿把她鏟起來，然後打開水管全沖掉了。我來上班的時候，半點痕跡都沒留下。”

“她是誰啊？”

“誰知道！”

當天早上我有事得辦，辦事的時候我偶爾會想到那個跳樓的人。這種人並不少見，而且他們通常是在黎明之前跳的。據說那是最最黑暗的時刻。

午後不久我路過阿姆斯特朗，順便停腳匆匆進去喝一杯。我站在吧台邊四下張望要跟葆拉打招呼，但她人不在。一名臉色蒼白名叫麗塔的女孩幫她代班。

迪恩站在吧台後頭。我問他葆拉在哪兒。“她今天翹班是吧？”

“你沒聽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