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的第一道曙光（第3/8頁）

“所以警察沒要你做筆錄或者帶你上警局？”

“沒有。”

“你的話他們信嗎？”

“怎麽可能。我也沒講出個什麽，因為卡普倫要我閉嘴。他們沒把我帶走是因為他們還沒個案子可辦，不過卡普倫說他們會想辦法弄出個案子來的。他們還說不許我出城逍遙去，你說好笑不好笑？我老婆死了， 《郵報》上的頭條寫著：‘調查搶／命案死者的老公。’你說媽的我還能怎樣？難不成還跑到蒙大拿去釣該死的鱒魚不成？‘不許出城逍遙去。’你如果在電視上看到這種垃圾，肯定會說現實中哪有人這樣講話。搞不好他們就是從電視學的。”

我等著他告訴我他找我幹嗎。我沒等多久。

“我打電話呢，”他說，“是因為卡普倫想雇個偵探。他說也許這兩個家夥會在自家附近亂講話，搞不好還跟朋友吹過牛，也許可以找到證據證明他們是真兇。他說警察不會朝那個方向辦，因為這會兒他們可是忙著要把黑鍋蓋到我頭上。”

我解釋說我並沒有合法身份，說我沒執照也不寫報告。

“這無所謂，”他堅持道，“我跟卡普倫說，我想找個信得過的人，找個肯幫我出力的。其實他們根本兜不出個案子來辦我，馬修，不過這事兒拖得越久，於我就越加不利。我想趕緊澄清，我希望報紙登出消息，說全是那些個南美混混幹的，跟我八竿子關系也打不著。你開個合理的價錢吧，我直接給你，如果你不愛支票的話，我就付現。你說怎麽樣？”

他想找個信得過的人。加羅林來的凱若琳難道沒告訴他說我有多可信麽？

結果我是怎麽說的？我說可以。

我在杜·卡普倫位於法院路的辦公室裏跟湯米·蒂拉瑞和他的律師碰頭，此處離布魯克林的市政廳只有幾條街。隔壁是一家黎巴嫩餐廳，轉角是一家專賣中東進口商品的雜貨鋪，那旁邊則是一家古董店，橡木家具和黃銅台燈以及床架都堆到店門口了。卡普倫的辦公室裝潢著鑲木墻板，擺設著皮椅以及橡木档案櫃。他的名字還有其他兩名合夥人的名字都以古雅的黑色燙金字母漆在毛玻璃門上。卡普倫一身流行的保守打扮，穿了套三件式條紋西裝，剪裁比我的要高档。湯米穿著他酒紅色的外套以及灰色法蘭絨長褲和便鞋。他藍色眼睛的眼角以及嘴巴周遭透出壓力。他的氣色有點灰敗。

“我們只是想要求你呢，”卡普倫說，“找到他們褲袋裏的鑰匙——海利拉和克魯茲的——然後循線追蹤到賓州火車站的置物櫃，把鎖打開，那個櫃子裏有把一英尺長的刀子，上頭沾了他們的指紋和血。”

“有這麽嚴重嗎？”

他笑起來。“找到的話也無傷啊。唬你的啦，我們還沒那麽慘。警方只不過拿到兩個拉丁小子前言不對後語的說辭，他們打從斷了柳橙汁以後就麻煩惹個不停。不過警方手上確實有他們覺得能把湯米定罪的動機。”

“是什麽？”

我邊問邊看著湯米，他別開了眼睛。卡普倫說：“婚外情、股票大賠，外加極度可疑的金錢動機。瑪格麗特·蒂拉瑞七八個月以前繼承到約莫二十五萬的遺產。有個姑媽留了一百多萬美金由四個人均分。警察根本沒有注意他有多愛他老婆，何況又有多少老公不會亂搞呢？大夥都是怎麽說的？——九個偷腥一個撒謊是吧？”

“蠻大的幾率嘛。”

“其中一名殺手，安吉爾·海利拉，今年三四月在蒂拉瑞家打了點零工。春季大掃除。他從地下室和閣樓拖出一堆垃圾，做了不少苦工。照海利拉的說法，湯米就是透過這層關系找他打劫的。依常識判斷，該說是海利拉和他的同夥克魯茲就是透過這層關系知道了地形，以及屋裏有什麽、該怎麽進去。”

“要抓湯米的小辮子看來是不容易。”

“沒錯，”卡普倫說，“問題是，如果真為了這個走上法庭，就算贏了官司也是輸掉了下半輩子，眾人都會記得你曾經因為被控殺妻上過法庭，就算無罪開釋也沒用啦。

“更何況，”他說，“天知道陪審團會往哪個方向判斷。湯米的不在場證明說，搶劫案當時他和一名女子在一起，是個同事。光明正大得沒話講。不過天知道他們打算怎麽想。有時候呢他們會打定主意不接受，會認定是女友幫著撒謊，甚至幹脆一口咬定他是混賬，竟然老婆被殺的時候還在外頭胡搞。”

“你再這麽講下去，”湯米接口道，“我自個兒都要覺得有罪了，瞧你說得活靈活現的。”

“何況他本來就很難得到陪審團同情。湯米是個帥氣的大個兒，打扮入時在酒館裏肯定人見人愛，可是跑到法庭就要人人喊打了是吧。他是股票業務員，講起電話能把死的說成活的，而這就表示所有聽過內線消息虧了幾百塊的，或者因為電話推銷買了雜志的阿貓阿狗都會殺氣騰騰地走進法庭找他算賬。跟你說吧，媽的我們根本不想進法庭。法庭上我鐵定會贏，這我清楚，再不濟也可以贏得上訴吧，可誰想要這樣啊？這個案子連個頭都不該起，在他們往陪審團面前投遞訴狀以前我就要斬草除根把問題徹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