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的第一道曙光（第4/8頁）

“所以你是希望我能——”

“盡量搜集信息啊，馬修。找到所有可以讓海利拉和克魯茲信用掃地的證據。我不知道是否有東西可找，不過你當過警察現在又是私探，你總可以帶著你的職業素養上街四處打聽吧。”

我點點頭。這我做得到。“可我不懂，”我說，“找個會說西班牙語的偵探不是方便多了嗎？要我上他們的小店買罐啤酒我還可以，問題是我的西語段數離流利還遠得很。”

卡普倫搖搖頭。“建立私人關系可比只值一文的‘Me llamo Matteo Y como esta usted’（西語：我名叫馬堤歐，你好嗎）要值錢多多啦。”

“就是嘛，”湯米·蒂拉瑞說，“馬修，我知道靠你準沒錯。”

我想跟他說靠我呢，我靠。我不知道自己能查出什麽一般警察辦案程序查不出來的東西。不過以我戴過多年警徽的資歷，當然知道有人想把錢送上門的時候絕對不可推辭。收受款項我很自在。這人繼承了二十五萬美金，再加上他老婆保的不知多少險。如果他想四處散財，我又有什麽理由不收？

所以我就去到日落公園，在街上晃晃，到酒館再晃晃。日落公園位於布魯克林，就在該區的西沿，灣脊區之上，綠林公墓的西北。這些時日以來，這一帶有許多棕石建築一棟棟冒出來，很多年輕的城市專業人士都在改裝老房子，把這兒弄得很有氣質。然而多年前這段故事發生之時，這些年輕新貴可還沒有發現日落公園。當時這個地段混居了拉丁美洲人以及斯堪地那維亞人，前者大半來自波多黎各，後者大多來自挪威；人口重心逐漸由歐洲倒向島國人民，膚色由白轉黑——而這個過程，在那之前已經進行了許多個世代，變化的腳步極其緩慢。

我跟海利拉的房東、克魯茲的前任雇主以及他最近的女友之一聊了聊。我在酒吧和雜貨鋪的後頭喝酒。我拜訪當地警局，翻閱兩名搶匪的犯案記錄，和警察共飲咖啡，並且聽聞到某些未曾列在档案裏的故事。

我發現麥古利多·克魯茲曾經在某個酒館為了女人跟人打架，失手殺死對方。不過當時並沒有人提出控訴。十幾名目擊者表示，是死者拿著破酒瓶追在克魯茲後頭跑。看來克魯茲當時八成帶了刀，但是好幾名目擊者都一口咬定，是一位不知名的好心人丟給他的，因此也沒有足夠證據以攜帶武器的罪名起訴他，更別說告他謀殺了。

我得知海利拉的三個小孩都和母親住在波多黎各。他雖然離婚了，但卻不願娶現任女友，因為他覺得在上帝眼中他和前妻仍是連理。有錢的時候他會匯款過去。

我也聽說了其他事情。當時覺得都是雞毛蒜皮，如今也已完全淡出記憶，不過聽時我做了記錄，而且每隔個一兩天我都會把我的收獲報告給卡普倫。我說的話他好像都聽得興致勃勃。

收工睡覺以前，我絕無例外一定會先上阿姆斯特朗報到。有個晚上她在那裏，凱若琳·曲珊，這回喝的是波本，臉龐因為長久累積的痛苦變得僵硬。她眨了一兩次眼才認出我來。然後眼淚開始在她的眼角成形，她揚起了手背抹去眼淚。

我等她招手以後才走向她。她拍拍旁邊的凳子，於是我便溜身而上。我點了波本加咖啡，並且請她喝了續杯。她已經醉得可以，不過你永遠也找不到足夠的理由拒絕下一杯。

她談到湯米。他對她很好，她說。打電話啊，送花的。不過他不肯見她，因為這樣看起來不妥——對一個新任鰥夫來說，對一個公開被控殺妻的男人來說。

“他送的花沒附卡片，”她說，“他用公共電話打給我。這個婊子養的。”

比利把我叫到一旁。“我不想請她出去，”他說，“這麽個好女人，氣色卻爛成那樣。總之我覺得她是非走不可。你會送她回家吧？”

我說我會。

我把她帶出那裏，一輛出租車過來節省了我們一段路程。到了她家，我從她皮包裏拿出鑰匙打開鎖。她往沙發一倒，四仰八叉半坐半躺了下來。我去上了個洗手間，等我回來時，她已經閉上了眼睛輕聲打著呼嚕。

我幫她褪下外套、鞋子，把她抱上床，為她拉松了衣服然後蓋上毯子。如此這般搞得我累垮了。我在沙發坐了一下，幾乎也要睡著。我猛力甩個頭醒來，然後起身離去。

第二天我回到日落公園。我得知克魯茲年輕時便愛惹是生非，他常跟鄰家一幫小子呼嘯前往城裏，到格林威治村漫步遊蕩，搜找男同性戀痛揍一頓。他對同性戀極端恐懼，起因也許就是如常理所說的，害怕內心某個部分的自己。他必須借由懲罰他們以壓住心裏的恐慌。

“他還是不喜歡他們。”一個女人告訴我。她一頭光亮的黑發眼珠子渾濁，她喝的朗姆酒和橙子汁都是我付的錢。“他長得挺好，你知道，所以他們都會黏上他，可他不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