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幻泡影

電話鈴響時，我正陷坐在前廳的電視機前，手裏護著一杯波本，盯著屏幕裏洋基隊的比賽。人類記憶的記得或不記得還真有意思。我記得索門·曼森打了一個長長的界外球，只差不到一英尺就是全壘打，但我不記得他們的對手是誰，連他們該季的表現如何也不復記憶。

我記得那杯波本是 J. W. Dant，也記得加了冰塊。這點我當然記得。我永遠記得自己喝的是什麽，不過我並不是每次都記得為什麽喝酒。

兩個孩子熬夜陪我看了頭幾局，不過因為第二天得上學，所以安妮塔把他們帶到樓上送上床，我則又倒了杯酒坐下來。曼森打出那個長長的界外球時，冰塊差不多都融掉了，電話鈴響時我還在搖頭嘆氣。我讓它響著，安妮塔去接了，她說是找我的。某人的秘書，她說。

我拿起話筒，一個女人的聲音——清脆且職業化——說：“斯卡德先生，這裏是核迪格暨克威爾公司，亞倫·核迪格先生有事找您。”

“噢，好。”我說，然後聽著她進一步解釋，一邊估算到他們公司要花多久時間。我掛斷電話，做了個鬼臉。

“又有工作了？”

我點點頭。“眼下這個案子得馬上處理，”我說，“今晚八成沒得睡了，而且明早我還得出庭。”

“我幫你拿件幹凈襯衫，坐下吧。你總有時間把酒喝完，對吧？”

每次都有。

是很久以前了，這件事。當時尼克松是總統，是他第一個任期的第二年。我是紐約市警局的警探，在格林威治村的第六分局上班。我在長島有棟房子，車庫有兩輛車——安妮塔的福特旅行車，以及我那台破舊的克萊斯勒勇士小轎車。

長島高速公路上的車流不大，而我也沒怎麽注意限速。據我所知，沒幾個警察會去注意的。沒有警察會開罰單給自己人。我一路順風，把車停在第一大道的公車站時約莫是晚上九點四十五。我在儀表板上擱了張可以幫我逃過罰單和拖車的名片。

執法的最大好處就是你本身不用怎麽守法。

她的門房按鈴通報她我到了，於是她捧著酒杯等在了門口。我不記得當時她穿著什麽，不過我很確定她看起來風情萬種。她一向如此。

她說：“我從沒有打電話到你家。不過這回是公事。”

“你的還是我的？”

“我們兩個的吧，也許。我接到一個客戶的電話。麥迪遜大道的重要角色。某家廣告公司的副總裁之類。穿堤波樂百貨的西裝，拿騎警足球隊的季票，住在康涅狄格州。”

“然後呢？”

“我好像跟他提過我跟警察有交情吧。總之他和幾個朋友小聚，一起打牌，沒想到有個人出了事。”

“出事？朋友出事，送醫不就結了？還是已經太遲了？”

“他沒講，總之我就聽到那麽多。看來是有人出了意外，他們需要找人處理一下。”

“所以你就想到了我。”

“哎。”她說。

她以前也想到過我——情況類似。她有名客戶是在華爾街打拼的鬥士，某天下午他在她的床上心臟病發過世。很多男人都會告訴你這是他們心儀的死法，這種死法也許確實不比別種差，不過對那些得收拾殘局的人來說就不太方便了，尤其是那張床的主人又是位職場女郎時。

同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海洛因交易中，倒是挺好的營銷。某位癮君子嗑藥過量死翹翹，這下子各路好友都想知道他是從哪兒拿到好貨的，哪兒有門路可找。因為，各位，能讓人嗨死過去的肯定是上等貨色對吧？而妓女則不然，她被列為死因可不算好事。總之，伊萊恩覺得她該負點道義責任——這正是敬業。她想緩解當事人及其家屬的窘境。於是我便讓他從現場消失，幫他穿上所有衣物，擱置在金融區的某條暗巷。我打了匿名電話報警，然後回到她的公寓領取酬勞。

“我有地址，”這會兒她說，“你要不要過去瞧瞧？或者我該告訴他們我找不到你。”

我吻了她，我倆勾住彼此久久不放。我放開她猛吸口氣說道：“那就是撒謊啰。”

“啊？”

“告訴他們你找不到我。你永遠都找得到我。”

“嘴巴真甜。”

“地址給我吧。”我說。

我從公車站把車開出來，然後停在一家隔了十幾個街區的上城車站。我找的地址是東六十幾街的一棟棕石建築。一樓店面的櫥窗展示著手提包和公務箱，左右兩側則是旅行社和男裝店。前廳有四個門鈴，我按了第三個，聽到對講機響了，不過沒聽到人聲。我伸手正要再按一次時，嗶聲響起。我把大門推開，爬了三段鋪有地毯的樓梯。

習慣使然，敲門時我站在一側。我也沒有真的預期會來顆子彈，結果穿門而出的是個低沉的聲音，問門外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