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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訴你，”他堅持說，又對自己生起氣來，“沒有人有義務為我做的事道歉。”

“你做了什麽啦？”吉勒姆笑一聲道。

“反正不管怎麽樣，出現了冷場，”史邁利接著說下去，不理這個問題，“很難說是格茨曼造成的，因為他反正什麽都沒有說；那麽，也不是我造成的。我已經說了我該說的話，我給他看了照片，不過他沒反應——也許應該說，他似乎是願意相信我說的舊金山諜報網已遭破獲了。接著我又把這一點那一點重復說了一遍，每次略有不同，最後我把話說完了。坐在那裏像一頭豬似的汗水直流。隨便哪個笨蛋都知道，如果發生了那樣的事，你應該馬上站起來就走人，嘴上說些‘願不願意接受，悉聽尊便。明天早上再見’等等這類的話，或者‘你現在下去吧，給你一小時的考慮時間’。”

“結果卻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麽竟說起安恩來了。”他沒有讓吉勒姆有時間輕聲驚嘆一聲就接著說下去。“哦，可不是我的安恩，沒有那麽直說。是他的安恩。我猜想他也有一個的。毫無疑問，我一定是糊裏糊塗地，心裏暗問自己，在這樣的情況下，一般人想的是什麽呢？我如果處在這種情況，想的是什麽呢？我的心裏出現了一個主觀的答案：他的女人。這叫以己度人還是設身處地？我不喜歡這種說法，不過我想其中有一個是適用的。我把自己的處境與他交換了一下，關鍵的一點就在這裏。我現在才明白，我當時等於是開始對我自己進行訊問，他根本沒有開腔，你能想像得到嗎？不錯，我當時采取這個辦法，是有一些外在跡象作為依據的。他看上去像個有家室的人，他看上去像個有妻子的人，他看上去不像一輩子過光棍生活的。還有他的護照，上面寫著：格茨曼，已婚。我們幹這一行的都有這個習慣，就是至少在這些方面把我們的掩護身份說得和實際情況近乎一致。”他又陷入片刻的沉思之中。“我以前常常是那樣想的。我甚至向老總提出，應該認真重視對手的掩護身份。一個人的身份越多，這些身份所要掩蓋的人物的真正身份就暴露得越多。五十歲的人把年齡減去五歲，已婚的自稱未婚，沒有子女的說自己有兩個小孩……或者是，訊問者把自己設身處地擺在不肯開口的人的地位。很少人在編造故事的時候能夠壓抑表達自己愛好的沖動。”

他又岔開了，吉勒姆耐心地等他言歸正傳。史邁利固然可能一心在想卡拉，吉勒姆一心想的可是史邁利。當時不論史邁利到哪裏去，他都會跟著他去，寸步不離，留在他的身邊，聽他把故事講完。

“我也從美國人的觀察報告中知道格茨曼煙不離手，抽的是駱駝牌。我叫人去買幾包來——美國人是說‘包’吧？——我還記得把錢給獄警的時候有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你瞧，我有這樣的印象，格茨曼認為我把錢交給那個印度人是有象征性的。那時我身上系了一條貼身錢帶。我得摸半天才能從一疊鈔票中數出一張來。格茨曼的眼光使我感到是個第五流的帝國主義壓迫者。”他微笑了一下，“我當然不是。也許比爾是。還有潘西。可我不是。”他把侍者叫來，目的是把他打發掉：“可以給我們一些水嗎？一壺水，兩個杯子？謝謝你。”他又把故事說下去。“這樣，我就問起他關於格茨曼太太的事來。”

“我問他：她在哪裏？這個問題我真希望在安恩那裏有答案。他沒有回答，但眼光毫不動搖。他兩旁都站著一個獄警，和他相比，他們的眼睛顏色淡多了，我說，她一定另有新歡了，因為沒有別的路。他沒有朋友可以照顧她嗎？也許我們能夠找到什麽辦法與她秘密聯系？我向他說明，他回莫斯科對她沒有什麽好處。我聽著自己說下去，無法停住。也許我並不想停住。我真的想與安恩分手，我覺得時候已經到了。我告訴他，回去是徒勞無益的，對他妻子沒有實際好處，不管對什麽人都是如此，而且甚至相反。她會受到大家的排斥，最多他們只會讓他在槍斃以前見她一眼。另一方面，如果他投到我們這邊來，我們可能用人與她交換，你知道我們那時存貨很多，有些準備交換回俄國，至於為什麽把這些存貨都用在這個目的上，我也不明白。我對他說，她一定想知道他一切都好，在西方很安全，而且自己也很有可能與他團聚，她不願意被槍斃，或者送到西伯利亞去餓死。我真的在她身上大做文章，因為他的眼光鼓勵我。我十分有把握，認為自己已經打動了他，找到他盔甲上的漏洞。但是事實上當然是我讓他看到了我自己盔甲上的漏洞。我提到西伯利亞的時候，碰到了他的痛處。這一點我是可以感覺出來的，好像我自己咽喉塞住了一樣，我可以感到格茨曼一陣作嘔，哆嗦了一下。當然，我碰到了他的痛處，”史邁利苦笑道，“因為他不久以前還在那裏關過。最後，獄警把香煙買來了，一大堆香煙，砰地扔在鐵桌子上。我把找回來的錢數清以後，賞了他小費，這樣做時又看到了格茨曼眼光裏的神情。我覺得我看到了他嘲笑的神情，但是說實話，我無法弄清楚。我注意到那獄警不要我的小費，他大概不喜歡英國人。我打開一包，給格茨曼一根煙。我說：‘抽吧，你是煙癮很大的人，大家都知道。這是你最喜歡抽的牌子。’我的聲音有些不自然，很笨，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格茨曼卻站了起來，有禮貌地向獄警表示他要回到他的牢房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