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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邁利慢條斯理地把吃剩一半的盤子推到一邊去，上面的油脂已經凝成一片像是合乎時令的白霜。

“他臨走的時候又改變了主意，從桌上拿起了一包香煙和打火機，那是我的打火機，是安恩送我的禮物。‘喬治留念，愛你的安恩贈。’我在平常的情況下是絕不會讓他拿走的，但這不是平常的情況。我甚至想讓他拿走她的打火機，這是完全適當的，我認為這是我們之間聯系的象征。他把打火機和香煙放到紅襯衫的口袋裏，便伸出手讓他們戴上手銬。我說：‘你想抽的話，現在就抽一根吧。’我吩咐獄警：‘請你替他點一根煙。’但是他一動不動。我又補充一句：‘除非我們談妥了，否則就送你上飛機，明天去莫斯科。’他很可能沒有聽到我的話。我看著獄警把他帶出去，然後回到我的旅館，有人開車把我送去的，我至今也說不出是誰。我不再有什麽知覺。我感到又糊塗又難受，這連我自己也不敢承認。我馬馬虎虎地吃了晚飯，喝多了酒，發了高燒。我躺在床上，全身出汗，夢到了格茨曼。我真想要他留下來。我盡管頭重腳輕，卻真的想辦法留住他，替他重新安排生活，只要辦得到，便使他們夫婦倆團圓，過美滿的日子。使他成為一個自由的人，永遠脫離戰爭。我拼命地不要他回去。”他擡頭看一眼，帶著一種自嘲的表情。“彼得，我說的其實是，那天晚上退出戰鬥的不是格茨曼，而是史邁利。”

“你當時病了。”吉勒姆肯定地說。

“不如說是累了吧。不管是病，是累，整晚吃阿司匹林、奎寧，再就是格茨曼夫婦破鏡重圓的甜蜜景象。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夢見格茨曼站在窗戶旁，褐色的眼睛盯住下面的街道，我自己不斷地對他說，‘留下，別跳，留下。’當然我沒有想到我夢見的是自己岌岌可危的處境，不是他岌岌可危的處境。第二天一早，醫生給我打了一針退燒。我本來應該就此罷手，發電報要求另外派人來接替我的。我本來應該等一等再到監牢裏去的，但是我一心只想著格茨曼：我需要聽到他的回復。八點不到，我就由他們派人護送到監牢裏去了。他坐在板凳上，腰板直挺，像一通槍條一樣。我第一次覺察到他身上的軍人氣質，而且我知道他像我一樣整晚沒有合眼。他沒有刮臉，下巴上有一撮白胡子，這使他像個老頭子。別的凳子上睡著印度人，由於他的紅襯衫和這銀白色的胡須，他在他們中間顯得非常白皙。他手中握著安恩的打火機，身邊凳子上放著那包香煙，原封未動。我由此得出結論，他一夜未眠，又立意戒煙，來試一試自己究竟能不能視死如歸，不怕坐牢和審訊。只要看他一眼，就可以從他的表情中看出，他已經認定自己是能夠辦到的。我沒有再央求他，”史邁利一直說下去，“怎麽哭哭啼啼也不能動搖他。他的飛機於上午起飛，我還有兩個小時。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鼓吹者了，但是在這兩個小時中，我盡量搜索枯腸，把我認為他不該飛到莫斯科去的理由都提出來。你瞧，我以為從他的臉上看到了一種比教條高尚的蛛絲馬跡，我不知道這其實反映了我自己的想法。我以為格茨曼最後會被一個同他年齡相同，職業相同，而且耐力相同的人，所提出的普通人情所打動的。我沒有答應給他金錢、女人、高級汽車和廉價的奶油。我認為這些東西對他是沒有用處的。我這時反倒聰明起來，避開不談他的妻子。我沒有向他長篇大論談什麽自由——不管這意味著什麽——或者西方的善意，何況，這麽說當時並不吃香。而且我自己在意識形態上也不是態度明確的。我采取了同病相憐的方針。‘你瞧，咱們都快成老頭子，咱們一輩子都想在對方的制度上找弱點。你能夠看穿我們西方的一套，我也能夠看穿你們東方的一套。我相信，對這場倒黴的冷戰，咱們倆都已倒足了胃口。現在你的自己人要槍斃你了。難道你現在還沒有認識到，你自己的一方與我這邊一樣沒有什麽值得拼命的東西嗎？你瞧，’我說，‘在咱們這一行裏，咱們只有死路一條。不管是你還是我，都沒有前途。咱們年輕的時候都懷抱著崇高的理想——’我又感到他心裏一動——西伯利亞——我碰到了一個痛處，‘但現在卻不再有什麽理想了，是不是？’我要他只回答我這個問題：他有沒有想過，他和我兩人盡管走的路線不同，對於生活，到頭來還是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即使我的結論在他說來是思想不解放的，但是道理是一樣的？例如，難道他不相信，政治原則是沒有意義的？現在只有生活中的具體東西對他才有價值？在政治家的手中，宏偉的設想只會以新的形式帶來舊的苦難，除此以外不會有什麽結果？因此，從無謂的槍斃中救出他的性命來，比什麽責任感、義務感等等這種使他自找死路的空話，更為重要——在精神上、道德上更為重要？他拼死拼活地替他們幹了一輩子，如今卻為了一個沒有犯過的錯誤，他們竟硬著心腸要把他槍斃，對於這樣一個制度是不是正確，難道他沒有想到應該有所懷疑？我要求他——是的，我的確有些死皮賴臉地央求他。我們在去機場的路上，他仍沒有跟我說過一句話——我要求他考慮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信仰，在當時那個時候，他對他所效勞的那個制度，是不是真的可能有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