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羅·南尼（第9/11頁）

法：事實上，很多意大利人相信過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公式，包括您在內。但您第一次去俄國時沒有意識到這些事情嗎？

南：當然意識到了。事實上，我那時也是社會黨人而不是共產黨人。要認識這些事情並不需要去俄國。我們社會黨人一向不承認蘇聯的模式。當蘇聯在軍事上還沒有趕上美國時，我們捍衛過布爾什維克的革命，那是事實。因為我們當時把這些事情看做是俄國社會落後造成的困難，看做是在一個基本上是農業國的國家裏進行工業化所造成的困難。另外還有我們當時正從事反對納粹法西斯的鬥爭，我們不得不在國內尋求共產黨的合作和在國際上尋求蘇聯的幫助。您會說：怎麽會這樣？沒有看到莫斯科的審訊嗎？沒有看到審訊後大部分領導過十月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遭到屠殺嗎？您知道，當時我在我們於巴黎出版的《新前進報》上發表了四篇文章。在那四篇文章裏，我譴責了莫斯科的審訊，否定了它的任何道德和法律的意義。但我沒有下生硬的結論，也沒有為此而宣布會轟動輿論的同蘇聯決裂。為什麽？因為我們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一起在西班牙戰鬥。當然，我們共同冒著危險這一點並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在西班牙內戰中的成敗，從政治上把我們聯系在一起。我們知道，我們的勝利對納粹法西斯將是一個十分沉重的打擊，而我們的失敗將加速希特勒走向戰爭的進程。我們用的步槍是蘇聯的步槍，我們擁有的少量坦克是蘇聯制造的，只有蘇聯幫助我們。法國和英國只是在口頭上同情我們。使我震驚的是後來的事，即匈牙利事件[32]。那確實是一個很大的震動。我們始終不能相信的唯一的事情是，一個共產黨國家怎麽可能用坦克鎮壓人民的運動，一場要求自由的人民運動？

法：就在那個時候，您退回了斯大林和平獎金。

南：我不喜歡“退回”這個詞，因為它帶有戲劇性的色彩，這與我的氣質是不相符的。應該這樣說：1952年，我接受了那項獎金。在匈牙利危機爆發的同時，爆發了中東危機，我想這筆和平獎金應該用於和平。於是我把這筆錢捐贈給國際紅十字會，用於匈牙利難民和英法與埃及間的戰爭的受害者。但是說這些有什麽用呢？

法：為了表明在意大利還有正直的人。讓我們回過頭來談談意大利。您怎麽看意大利在整個歐洲的地位？

南：談論意大利在歐洲的地位意味著談論歐洲。當美國專欄作家艾爾索普[33]說歐洲不存在，歐洲無足輕重時，他講的是一個冷酷的現實。我也認為世界的未來不再取決於歐洲，也不僅僅取決於美國。還有一個歐洲人和美國人都應該考慮的亞洲因素，我指的不僅僅是中國，還有日本、印度。如果歐洲能實現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聯合，它將在世界上起巨大作用。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產生的偉大思想。25年過去了，歐洲沒有聯合起來，也沒有在為聯合作努力。各個國家的本位主義壓倒了共同的利益。在意大利甚至連卡坦紮羅和雷焦卡拉布裏亞，以及拉奎拉和佩斯卡拉各市之間的本位主義都沒有克服，這就不難理解各國之間的本位主義了！在歐洲聯合問題上表現出本位主義的首先是英國，接著是法國，這成了戴高樂的歷史性錯誤。從這方面來看，戴高樂對歐洲做了一件大壞事，對法國也是壞事。是的，法國避免了痛苦的考驗，戴高樂大概是唯一能夠取消在阿爾及利亞進行可怕冒險的人。但從整體上來說，他的行為起了拖延的作用，在自由、民主和外交方面起到了這種作用。歐洲沒有聯合起來也是由於他的過錯。

法：您也認識他，是嗎？

南：是的，戰爭一結束我就認識他，與他一起討論對意和約。他是一個復雜的人。我並不以為他很有吸引力，因為他把自己置於所有人之上，這不能不使人討厭。但是在與我國的邊界問題上他是開明的。例如在瓦萊達奧斯塔的問題上，他拒絕了軍人和政治家們要求法國並吞瓦萊達奧斯塔的建議。但在布裏克和坦達問題上，他卻接受了同樣的建議，他對我說這是要對意大利進行“道義上的制裁”，因為意大利毫無理由地參與了反對法國的戰爭。您看，對於戴高樂主義，我推崇它的地方是1940年6月18日戴高樂反對法國無條件投降。但也有我所不能接受的戴高樂主義，就是直到1958年，他還存有君主政體觀念的殘余。[34]戴高樂反對歐洲聯合就是從此產生的。您會對我說：但是他否定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只有在接受歐洲統一的基礎上才能否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歐洲各國已經不能單獨擺脫這個或那個集團的影響。如果說今天世界現狀是處在蘇美兩國平分勢力範圍的基礎上，那正是因為我們沒有實現歐洲聯合。關於這一點，我沒有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