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統治的表現：政策和工作（第4/14頁）

一開始，幾千男人、婦女和小孩赴浙江省的省會杭州請願要求救濟。這些人來自附近的地區（包括崇德、桐鄉、桐廬、富陽、諸暨、紹興和蕭山）。省政府對此無動於衷。突然，1946年1月，崇德、桐鄉、德清、吳興爆發暴亂，波及20個鄉和鎮。3月，嘉興縣和新登縣發生相似的事件。暴亂在整個4月一個鄉一個鄉地擴散開去。在每個地方，暴亂在白熱化以後自動平息或被鎮壓。在風波平定前，鄉長、保長和甲長領教了農民的怒火。

這些官員成為暴亂的主要攻擊對象，不僅僅因為他們串通日本人，甚至不僅僅因為他們負責稻谷和其他稅項的征集，而是因為除了這兩點以外，他們的“殘酷和腐敗”有增無減。即使考慮到說故事時免不了的加油添醋，當地人民講述的關於那些“無慈悲心的”人渣的故事，也不會完全是杜撰的。據一個故事說，保長寧願看一名窮困的農民自殺——後者真的自殺了——也不願意減輕對他征收的稅賦。大量的款項（有的時候在槍口威脅下）被征收上來，卻從來不做會計結算。農民們可以看到，向政府上繳的每擔米，鄉長和保長都要雁過拔毛。

抗議的人們總少不了對那些膽大妄為的家夥進行一頓痛打。縣長和地區頭領總是和鄉、保的官吏一個鼻孔出氣。赴杭州的請願者隊伍中包含了婦女和小孩不是偶然。男人們很不願意離開當地的家，他們說害怕村幹部會報復。所以在省政府請願無功而返後，浙北農民自己動手解決問題——痛打他們的壓迫者，放火燒他們的房子，砸爛他們的家什。當地的官員和他們的家屬，就像在1943年的甘肅一樣，如果能毫發無傷地逃出真是一種幸運。很多人被以最野蠻的方式殺死。[53]

腐敗：原因

自由派作家普遍認為先有經濟後有道德，所以腐敗是由貧困決定的。但是貧困與它造成的不安全感一樣，是一種相對的狀態。沒有人會想要絞盡腦汁計算這個問題：怎樣才能保證放之四海皆“夠”的數目。懷疑者不可避免地要指出：最腐敗的人也是最富的人。[54]像我們看到的那樣，用經濟決定論將國民黨的問題加以合理化為共產黨所哂笑，他們是應該笑，因為他們控制領域之窮困是眾所周知的，關於他們幹部廉潔的故事也流傳甚廣。盡管自由派作家自己公開宣稱信奉社會主義的理想，然而他們似乎還沒有上升到這樣的高度：在分析腐敗的時候將它看作是一個系統的必然產物。在這個系統中，個人安全主要取決於他攫取和占有的財富——就像國民黨中國和帝制時期的那樣。

確實，自由派作家並不傾向於以歷史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如果將國民黨描述成一個官僚機構的繼承者——這個機構在結構和風氣上都包含著與生俱來的弱點——而不是這個機構的始作俑者，國民黨背負的責任將會輕一些。腐敗這一現象由來已久，傳統腐敗問題和國民黨統治下的腐敗系統又驚人地相似，所以以上結論是恰如其分的。在20世紀40年代，就像是19世紀（舉個例子）一樣，當地官員的薪水少得不合情理。同樣的，對11世紀中國官員的最普遍的批評是他們的貪贓枉法，特別是在低級官員中——這是一個“很大程度可以歸咎為薪水過少”的現象。[55]

除了“糊口都成問題的俸祿”，蕭公權教授還找出了其他的19世紀中國官僚制度固有的制度特征，這些制度特征增加了貪汙的機會和動機。它們包括：給上級送禮的風俗，賣官鬻爵的行為，縣長缺少崗位實務方面的訓練，等等。最後的一點，以及任期的短暫性，使得對他來說有必要依靠“一群群肆無忌憚的手下”。[56]當地機關中有的是這樣的手下。這些制度特征也在20世紀40年代以不同形式存在著。雖然在這兩個時期中，制度特征存在的原因不一定相同，官員的反應卻大同小異。

這些行為形成的風俗已很穩固，只要不太“離譜”，似乎都被普遍寬恕著。怎樣算是離譜的概念當然因時因地而異。根據一般人的看法，問題離譜得不像話是在內亂或一個朝代氣數已盡的時候。中國的朝代走向窮途末路時，按慣例有以下標志：財政越來越不穩定，行政無能，軍事軟弱。這些情況在20世紀40年代全部出現，它們助長了官員的腐敗，日益增長的腐敗又反過來激化了這些情況。

國民黨中國繼續沿用“在限度內容忍”的態度。[57]但是卻很少有人批駁認為“貪汙是程度問題而不是性質問題”的傳統本身。自由主義批評者也會承認人性如此，以至於貪汙的習慣一旦形成就很難破除，一旦確立就很容易失控。即使這樣，也鮮有對該傳統的指責。比如，兩位社會學家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寫道：他們認識到了農村地區仍保留著“一個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即“做官就能發財”，現實加強了這個觀念。但是他們將問題的本質看成是封閉的鄉村經濟的產物。於是，他們在結尾的時候懇求發展農村工業，為尋求安全和財富的有志向的年輕人提供其他出路。[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