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統治的表現：政策和工作（第5/14頁）

在火藥味更足的內戰大氣候中，這樣的懇求轉化成了譴責。批評家不願意浪費時間通過分析將問題合理化。腐敗已經發展到離譜的地步。在誰創造了腐敗的條件這個問題上，他們認定國民黨直接負有責任。這些譴責中，有一篇論述頗具思想性，它將經濟論證與僅次於腐敗的對行政機關的抱怨聲激增的現象相結合；將20世紀40年代晚期的情況與20世紀30年代早期的普遍情況作了比較。他回憶到，在早些的時候，腐敗和無能不常與國民黨聯系在一起。“不是說1931年至1937年間國民黨政府就沒有腐敗的案例了，”他寫道，“而是誰會想到將之稱為一個腐敗的政府？……誰會否認它的行動和功績？”同樣的政府依然在掌權，同樣的人占據著要位，但是比起十年前，他們似乎用一種非常不同的方式管理國家事務，人們對他們的感情也完全不同了。

首先，作者譴責了因抗日戰爭和之後的內戰造成的貧窮。接著發生的通貨膨脹使得公務員的薪水銳減，無法與戰前水平相比。他們的財產就這樣縮水，他們的工資不夠養活全家，他們很自然地借助於貪汙和腐敗，貪汙和腐敗於是像傳染病一樣蔓延開來。只要條件適合，貪汙和腐敗的存在本身就是它們延續和發展的充分理由。

其次，作者譴責了官僚化的現象。他寫道：官員的作為越小，他們就變得越怯懦，越想占住位置不放。最高官員們不僅長了歲數，還變成了官僚。他們聽任中央、省、市和縣一級的政府機構擴張。在所有地方，機關和行政單位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多。機構越多，裏面領導的聲音就越不統一，人員承擔的責任就越小。光是機構擴張還不夠，還有許多新機構相繼建立：新的考試系統、人事系統、會計系統、審計系統、統計系統、財政系統。除了老系統不停地修訂規章制度外，每一個新系統都有一套新的法律法規。所以無怪乎普通老百姓會感到困惑，衙門的權力對他們似乎更有威脅了。老百姓越感到受到威脅，腐敗官員自肥的機會就越大。

最後，環環相扣，更多的機構意味著更多的公務員。在國庫狀況不變的情況下，公務員越多，他們就越窮，從而創造了腐敗滋生的條件。對於政治危機中的關鍵因素，作者總結道，政府能夠而且必須負責。[59]

內戰

政府傾向於把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在潰敗的經濟原因上。這種做法是一柄雙刃劍，它沒有提升人們對政府的看法，只是把政府應負責任的方面從一處轉移到了另一處。對於用通貨膨脹籌資政策本身，人們倒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特別加以譴責。通貨膨脹也許是每個人貧困的直接原因，但是有很多因素助長了反戰情緒，絕不是只有區區一個通貨膨脹。人們或多或少達成共識：一旦下了決心要剿滅共產黨，政府就別無選擇要采取通過通貨膨脹籌資的金融政策，即使在執行過程中很小心，負面的結果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內戰本身成為每個人關注的焦點中心，成為每個人不幸的基本原因。1947年春學生示威期間，平津地區585位教授聯名公開祈求和平，部分內容摘錄如下：

最近幾個星期以來，商品價格持續上漲，給人們的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困難。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都發生了騷亂，有搶米風潮，有學生罷課，工人罷工。我們——以下簽名的人——致力於文化與教育工作，從沒有政治野心。然而今天，我們親眼看到了由內戰而引起的怒潮和經濟凋敝。法國大革命時期和俄國十月革命時期的情況也沒有比這更嚴重。

我們清楚地知道，今天所有未解決的問題都由經濟危機而生，而經濟危機又由無休止的內戰而起，所有的罷課罷工都是這種現狀必然的後果。我們通過研究深信，中國已到了崩潰的邊緣，無論是政治、軍事、經濟還是文化。

……如果國民黨、政府以及軍隊當局希望挽救他們自己以及廣大民眾，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立即停止內戰，誠意地與共產黨談判以謀求和平並建立聯合政府。[60]

儲安平在一年之後評論新行政院院長翁文灝的內閣（成立於1948年5月）時，表達了同樣的意見：

今日任何人上台，除非他有辦法結束當前的內戰，否則任何人都沒有辦法改善當前的局面。……現在一般農村之間之最大苦痛是征兵征糧，假如內戰不停，征兵征糧能夠停止嗎？一般市民階級最大的苦痛是幣值低落，假如內戰不停，幣值能穩定嗎？物價能不漲嗎？要改善一般社會的情形，就得增加生產，大規模的著手建設，但是在這烽火遍地的局勢下，談得上建設嗎？戰火不停，政府只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談不到全盤的改革。……現在一切的毛病出在內戰，一切困難出在內戰。[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