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統治的表現：政策和工作（第6/14頁）

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反對內戰，是因為他們考慮分析後得到答案：為了讓國民黨政權按現有構成而維持統治，所需付出的價格過於高昂。這個推理基於一個在1948年中期前一直被信奉的觀點：因為雙方都沒有打敗對方的實力，內戰可能會無限期地繼續下去。一篇陳述這個觀點的文章寫到，國民黨自從1927年開始就試圖消滅共產黨，一直沒成功過，現在也沒有長進的跡象。國民黨軍隊在蘇北和魯南獲得勝利，甚至在1947年初占領了延安。共產黨卻依舊沒有真正被撼動。相反，他們依靠在抗日戰爭中發展起來的遊擊戰，使對方很難消滅他們。此外，國民黨統治區的通貨膨脹如此嚴重，預示著經濟崩潰即將來臨。

另一方面，共產黨也不能輕易打敗政府。這是因為共產黨並不比國民黨更得民心，而且經濟實力較為單薄。盡管腐敗和通貨膨脹削弱了國民黨的力量，與共產黨相比，它還是被認為是強勢的一方。最後，共產黨無法打敗國民黨還因為蘇聯不可能像美國支持中央政府那樣支持共產黨，兩者的支持在數額上根本無法相提並論。[62]

至於戰爭的代價，被用兩種方式計算：一種是徹底擾亂城市經濟的通貨膨脹，一種是農村地區的愈加窮困。印鈔機也許成了政府主要的收入來源，但是像已經說過的那樣，政府也收地租，並以低於市場價強購糧食和以暫借的名義向農民征收糧食。這些稅收以及為貼補當地政府的苛捐雜稅，征兵中的腐敗，紀律廢弛、收入過低的軍隊在鄉村為所欲為——造成了很多區域農民無法承受的負擔。正是在這種環境下，上面談論過的腐敗行為才會達到如此規模。很多戰時的苛捐雜稅意味著官吏牟利的機會增加了，而通貨膨脹增加了他們牟利的動機。結果是，一些批評者認為，戰爭事實上有悖於政府的初衷，因為它正在創造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的條件。最後，批評者譴責了戰爭的直接後果：越來越軍事化的政府和日漸疏遠的民心。

比起這些原因，政府執意要打這一場如此昂貴的戰爭，卻拒絕進行任何改革，使得民眾認為它的決定是值得的——最有力地佐證了自由派的譴責：“國民黨政府不是一個‘民享’的政府，相反，它為了追求自己自私的目標不惜犧牲國家利益，可是連這個目標都無法手到擒來。”

戰爭：經濟後果　通貨膨脹對城市支領薪俸的中產階級的掠奪——城市知識分子自己就屬於這個人群——經常被城市知識分子指責，但它不是唯一的戰爭後果。[63]當他們列舉內戰加諸人民的重擔時，也會提到農村。很難下結論他們自己的經濟困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對戰爭的感受。我們能確定的是，他們的處境不可能讓他們對戰爭有正面的評價。但是如果他們留下的文字是他們想法的真實反映，那麽戰爭在農村地區的代價——和通貨膨脹對城市經濟和中產階級生活水平造成的大破壞一樣——讓他們對戰爭做出負面的評價。

自由派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對農村地區的重視只有部分是出自人文關懷。這種重視也反映了對以下兩者關系的務實評價：一是農村與政治領導者的關系；二是一場尚在有著80%農村人口的非工業化國家進行的戰爭。經濟學家楊培新提供了對這個評價最清晰的陳述。1946年6月，政府決定在從10月份開始的下一個財政年度，對國內的大部分省及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島五大城市重新征收、征購糧食及征借糧食。在征購和征借的糧食總量中，60%歸中央，15%歸省，25%歸縣。另外，還有固定的對“公糧”的征收，仍歸地方。1946年財政年度，征用的糧食總量，包括當地公糧被規定在69971411擔，大米和大麥各占一定比例。其中3000萬擔交給中央政府。

然而，1946年，糧食的供給系統徹底失靈。3000萬擔不足以滿足中央政府的需要，至少還需要1500萬擔。楊得出結論，這是南京沒有意識到戰爭的嚴重性和對手力量的結果。到了1947年3月，政府的軍事發薪名單上有400多萬人，每個人發放，至少在理論上，10兩米一天。此外，後勤人員據估計有200萬。他們和公務員的糧食所需，使得中央政府在1946年財政年度的糧食總需求量到達4500萬擔。

結果是，政府必須再征一次糧食，並且用外匯從國外買米。作為長期後果，米價迅速上漲，政府1947年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的不當處理更加劇了米價的上漲。因為軍隊大量集中在北方，所以那裏對糧食的需求特別大。當地政府被迫用遠低於市場價的官方規定價格購米——政府收購一向如此。比如，河北省糧食局按規定價格1300元法幣從一家貿易公司購米每斤，而市場價高於每斤3000元法幣。商家自然的反應就是擡高價格。在榆林鎮，200家糧店在7月初停業，因為政府征用已經完全清空了它們的存貨。在四川省，中央政府派人在1947年5月初征米，米價隨即從每擔12萬法幣飆升到每擔40萬法幣。